，我会让你和我睡，我会把你找回来的。”
我睡得很香。当我醒来时，床头的灯亮着。我发现他所有的塑料玩具都躺在那里。蝙蝠侠和罗宾，孤独的漫游者，印第安约恩。他把他们的头发都刮掉了，这样他们都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不毛之顶。这种珍贵的爱，我想，给一个我这样的人吗？他要把你的弟弟或妹妹卖给出最高价的人。
当我坐在他的床边，我听见，科伦从门厅里走出来。我迷惑是否她看到了那栏号码，我记在波特兰市电话本的黄纸页上，记在21世纪杂事本的封面和封底上，甚至记在杰克晚上看的那本《好奇的乔治》书上的第14页上。这本书是我慢慢地读，哄他入睡的，然后在熄灯前我可以筹划另一笔预算。我不是相信这些预算会突然显露出一个奇迹，关于如何挽救我们的未来，但是有那么神奇的一刻，一种高昂的精神出现了，当我用每月估计花掉的钱去除那个最终的数字时，美元将会变成时间。表明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靠我们拥有的钱来生活；在科伦等到所有的孩子都睡着后，她在大厅里拦住我，让我坦白是否我能还是不能继续养活她之前，还剩多少时间；在我问她是否她怀孕以及她希望这个孩子的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之前还有多少时间。铁轮沿着铁轨在转动——在它停下来之前，还有多少时间；在我发现我是谁之前，还有多少时间？
我经历的内心的恐惧感和时间也有关系。一天，我从图书馆里借了一本书。我看见归还日期是8月12日。我险些告诉流通部那个女人，在那天之前我将不会在这个城里住了，我要跑得远远的。我在十字路口看着一辆货车开过，想象着自己是一位开着篷车的老人，像是我童年时代见过的流浪汉，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
一大早，我就起床了，拿着一块濕毛巾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寻找些东西清扫。正当太阳照到厨房窗户上时，我开始擦桌子和椅子。然后我为孩子做早饭，当他们吃完后拿走他们的脏盘和饮料杯。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我们的脏东西扔到前面的草坪上。当科伦带着孩子开车到了山顶的时候，我已经搭好了销售摊。我看着货车慢下来。科伦摘下眼镜，看看我做的活儿，然后她又开走了。后来她让杰克从她媽媽家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那儿吃饭了，并准备在那儿住一夜。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把电话挂了。
我坐在房子前面的台阶上坐了很长时间，想尽力去说或做点什么。很晚时我给科伦打电话，我问她：“你母親没睡吗？”
“我们一直在说话。”她说。
“好，”我说，“或许你该问问她关于我们搬去和她们住在一起的事？”
起先她没说什么。然后她告诉我，我们不能再给她母親添麻烦了。“我想回家，”她说，“但首先我想请你把每件东西都搬回去。”
我这样做了。我又决定我们将不得不学会在一个房间里生活了，为这个做好准备，一天早晨，趁着她们都去城里时，我把孩子们的床还有卡勒的小婴儿床都搬到了我们的房间。
科伦即使在螫人蜂的侵袭下也能睡觉，她很快适应了这种变化，而我大半个晚上都是清醒地躺着，听着孩子们的呼吸声、咳嗽声、翻身的声音。最后，我想起和比利的见面，我揷上风扇，就放在枕头旁。它发出很大的噪音，足够能阻止我等着孩子们发出的下一个声响，那之后我睡得很好，我期待着晨光，那个时候我就能看到每一个人都在我身边安详地睡着。每晚在孩子们睡觉之前，他们都挤在我们床上听故事。开始科伦把图书馆借回来的儿童书念给他们听。最后我开始接替工作，自编一些大萧条时期的故事，或是讲一个神奇的家庭，这些都是建立在我父親那些年给我讲的故事的基础之上。因为我全天无事可做，于是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发展这些故事，几乎每天早晨，我一睁开眼睛起，我就开始期待着一天的结束，期待我们大家都坐在床上的那一时刻。
一天下午，当她媽媽自愿照顾孩子时，科伦和我一块去了斯卡伯拉夫的海滩。我们沿着海滨走，路过我们见面的那个地方，距沙滩小屋有一里左右，直通到海滨最美的地方，一个隐蔽的叫勃绕瓷耐克的被围起的地方。
我们遇到了一个熟人，那个年轻男人是科伦几年前遇见的，他喜欢她。他在勃绕瓷拥有一所大宅院和一个小农舍。我听见他问科伦是否我们愿意参加他在周末开的酒宴聚会。科伦答应了，他一走开，我对就她说：“你就像你母親那样。可能这是爱尔兰女人的特点。她们嫁了工人阶级的傻瓜，却梦想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
她看着地面，慢慢地摇了摇头。然后她看着我说：“我不许你那样跟我说话。”
我看着她走开了。我坐在沙滩上，好一会儿感觉对不起自己。我注视着两个老女人穿着恶心的衬衫和泳衣在沙丘里摸索着。她们拿着塑料垃圾袋，里面装着浮木和贝壳。她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一些女人在她们丈夫死了、埋了时一定会感到解脱。这些女人看起来好像是从一次长长的不幸的被迫的行军中返回来，这场行军从她们身上抢走了一切，除了那点现在属于她们自己的宝贵时间。
我沿着海滨往回走，寻找科伦。我发现她正坐在旗杆下，那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坐过的地方，我不再生气了。我告诉她我很抱歉，然后走上回停车场的小路。我拉着她的手，领着她进了洗浴室。她没有说什么。她关上门，斜靠着它。我能闻到石南属植物香和我们下边太阳炙烤的雷松木板的味道。我吻着她，用强大的力量把她拉紧，我感觉她整个身体在我怀里都僵[yìng]了。那是个很奇怪的时刻，我对她的爱和愤怒同样强烈。
科伦，看起来受惊的样子，挣脱开了。她告诉我她曾经一直在和从我们房子下去那条路上的一个夫妻商店里工作的一个婦女说话。她是十个孩子中的一个。他们都在缅因北部的一个农场里，直到大萧条时期他们失去了农场。银行取消了他们赎回抵押的权利。她父親找到的唯一工作就是在康涅狄塔州哈特福德弗的一间滚珠轴承厂工作。所以他们都搬到那里，一直呆到他们有足够的钱回到缅因州。
我知道她在讲什么。那个人，那位父親，证明不是自私的，他也不是个懦夫。那是一种我相信自己也是的男人。科伦不相信吗？现在如果她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我能做些什么来恢复我在她眼中的形象呢？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超市停下，买了一瓶啤酒，同时给卡勒买了个小瓶子。我从侧面走到生产部分，在那里我看见一个雇员，大约我这年龄的一个男人，正在往莴苣上洒凉水。他穿着绿围裙，戴着一个发网。我正纳闷是否他家里有孩子，是否他会留心不戴着发网回家，以免他的孩子认不出他。或许每一次换班时，他才戴上它，并提醒自己，他工作是为了把食物放在桌子上，把鞋穿在孩子们的脚上。或许他刚刚把钱愚蠢地花到电视广告中的产品上。他小心谨慎地浇着莴苣或是芹菜，这使我觉得他是个细致周到的人，如果他被提升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富余的钱花在不上电视广告的东西上，他可以花钱让孩子上钢琴课。我给他做了个预算，尽力去计算他是怎样量入为出。如果他1小时有6美元的报酬，一周40小时，他妻子也挣这么多，那他们总收入一周是480美元。上完税大既剩400美元，乘以4，1600美元一个月。他的租金或抵押款至少一个月600美元，如果他有一辆车，那将会花去他200美元，他妻子上班也需要辆车呢？就得再花200美元，汽油一个月花去他们100美元，电费100美元，暖器费200美元，吃饭将会使他们超支。
我注视着他，想着当他到库房里打开蔬菜箱时，可能被允许摘下发网。这时，从余光中我发现有人在注视着我。他是一位穿着干净的老人，光秃秃的脑顶周围还留有一圈白发。但是从他那惊讶、蓝色的眼睛里我看到了25年前我认识的一位年轻人。当他认出我时，我也认出了他。我们都很吃惊，随后是一种伤感，我们两个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情——噢，不，你不是当年的样子了！
“上帝啊，见到你很高兴。”我说。
“彼此彼此，”他说，“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你看起来很好。”我说。
“你看上去也很好。”
他告诉我他住在斯卡勃拉海滩上的一个共同管辖区里。我立刻觉得很幸福，命运！几乎30年前，当我17岁时，他是夏日旅馆的经理，那时我去面试我的第一份工作。他立即雇了我洗盘子。在好的工作和坏的工作的生命历程中，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板，他绝对擅长赢得雇员的奉献。我为他工作了三个夏天，当我们失去了联系以后，他逐渐地成为缅因州一位有钱的、德高望重的生意人。
我们一边交谈一边走过结帐台，走出大门，来到他的汽车旁。他的孩子都已在外上寄宿学校了，他有的是时间，他似乎渴望聚一聚。“某天科伦和我会带着孩子去看你。”我告诉他。
“好，”他说，“那太好了。”
我猜我可能是过于大惊小怪了，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对科伦讲，我看到他变得如此老是多么震惊，然后我想说有一种很有希望的可能性，他是给我一份工作的合适人选，因为他在生意界里有各种各样的接触，而且他还是一位曾经认为我是个值得雇佣的人。
科伦耐心地听着。
我说我要去商业大街买些新衣服。“想和我一块去吗？”
她不想。她说她想回家，减轻一下她媽媽的负担。“为什么你需要新衣服？”她问，带着焦虑的神情。
“嗯，我实际上不。”我说，“我只是猜想我还相信合适的花呢夹克和一件蓝色的牛津扣衬衫和一双便宜的懒汉鞋是有区别的。”
她温柔地冲我笑笑，说：“你实际上不相信这个。”
“为什么不？”我说，“你认为我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只是我们没有钱来买新衣服。”她说。
无论怎样我还是花了，不到一小时花了大约450美元买了衬衫、花呢运动夹克、鞋还有一条新皮带。商业街上挤满了购物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像我这样的人，相信自己穿上好衣服就能干大事的人。
第二天早晨，我穿上新衣服去了海滩，想让迪诺看看我是不是看上去更值得去做一些好的工作，我停下来去拣海浪扫出来的沙钱，回家时要把它给科伦。当我的手伸到水下时，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咬了我，我把手抽出来，血从被钩住的地方顺着手腕往下淌，那是一个样子丑陋的像黄瓜样子的鱼饵，上面悬着三套钩子。我有点头晕，站在那里一会儿，海水向前涌着，浸濕了我的新鞋和袜子。我弯下身，手伸到水里尽力止住了血。那时我的新花呢夹克的胸兜上也沾上了血。如果我走完剩下的路程到了迪诺门口时，我确信他看我更像是一个落难船的生还者而不是一个雇佣候选人。我或许是一个某一天不得不戴着发网去工作的人。我回家了。
科伦正在厨房里等我，我把贝壳递给她：“这就是全部我弄到的，”我可怜地说，“你知道毛料衣服上怎么弄的血吗？”
那周我终于坐到了那对基督夫婦的起居室里。一天早晨，科伦到波特兰去看看领取食物票和燃料资助的条件。当她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带卡勒到长马特前骑机械马，为了掩饰，我把厨房柜子上的零钱罐倒空了，拿走了所有的2角5分币。
我们在1路的拉·外地尔葯店停下，在那买了一盒魔力棒。我把它打开放在前面的座位上。“爸爸只要蓝的，”我对卡勒说，“余下的都是你的。”我把盒子递给她，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倒在座位上，而我则开始修补我的花呢运动夹克，直到上面的血迹全部被毛料里的苍蓝色线条所遮盖住。
我准备向那基督夫婦要1.5万美元。我不想向她们说谎，也不想绕弯子。而且我也没有感到很悲哀，因为我已经有4个漂亮的孩子，而他们没有，卖给他们一个孩子会让我们有钱再活一年，直到新一轮的大学工作招聘。
他们有一间白色的起居室，奶油色，我猜测。4个奶油色的沙发摆在客厅的侧边，房子的中间摆放着一张玻璃面的桌子。我看见那位太太在煮咖啡。我只是看着她瘦瘦的手腕，想着她一定有什么健康的问题，这使她不能生育。我要对她讲我需要很好的补偿，因为我丢了工作，再找一份工作的希望也很渺茫。我听见她的丈夫说：“噢，不，宝贝，别这么做。”当我抬起头来，那位太太正在去拉卡勒，但是太晚了。她已经拿起了桔色魔力棒在一个沙发上画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的大圆。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商业街停下来。“我妻子对我很生气，”我告诉售货员，“每一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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