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44，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高祖以战乱之后，国穷民敝，皇帝所乘马车想找同一毛色的四匹马都不可能。为了纾解民困，便轻税十五分之一；稍后因军费孔急，又略增田租。惠帝时又恢复十五税一；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采纳晁错"重农贵粟"政策，免租一半，税三十分之一，十二年全免田租一年；景帝二年时改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直至西汉末年，田税一直是三十税一。
随附田租的，还有按田亩多寡须缴纳藁税（即禾秸），以供皇帝及军队喂养牲口之用。
汉代还有按人口出钱的人头税，名叫算赋和口赋，乃向秦代之口赋发展而来归
算赋是元论男女，凡15至26岁者均要缴纳。高祖四年开始，每人每年一算，即120钱，文帝时减为40钱。女子15至30岁不出嫁的、算赋要按等加收，分为五等，按等收至五算。此乃为了鼓励人口增长，提倡早婚，否则加收算赋。
口赋是征收7至14岁的少年男女的人头税。每童每年20钱，为天子之私收入。武帝时提早至3岁开始纳口赋，不少平民因为付不起口赋，将婴儿弄死。元帝时，接纳大臣禹贡建议恢复自7岁开始才征收口赋。
西汉之田租很轻，但一家人之算赋与口赋，合算起来负担相当重，因此造成社会上商业普遍不景气，消费能力低，一般商品都买不起，只是上层阶级的批发生意尚可，而小商店生意甚差。但人口税（算赋与口赋）非缴不可，免缴一途唯有出卖本身，才能免算赋以减轻负担。缴不起的则做官的奴隶，罚做苦工，或卖给有钱人，由主人代出算赋。汉代规定，奴隶每人每年由主人缴纳240文。养奴隶者反而占了便宜，因获得廉价之劳动力。亦由此可知汉代已有奴隶出现。
另外尚有一种可以贩卖的奴隶，正如欧洲人去非洲买得黑人再转手卖给美国人当奴隶。中国边疆曾有少数民族的贩卖，有所谓"僰童"者便是。
总之，汉代之所以有奴隶，乃是因缴不出算赋、更赋或戍边费而造成。但当时亦有一种善心人愿为穷人代为缴费的。
四、汉代有"素封"千户侯
西洋人士判断罗马、埃及之古历史只看一种遗物，但中国之古文物有详确之历史数字。故西方人对中国之钟鼎甚为珍重，因彼等借此可获知中国历史具体之数字与记录。
古代诸侯有封君，他们兼理政治。汉代亦有，但汉之封君不管政治，只理租税，即所谓"食租税"。如每年率户200，封君可每户取其200钱之租，等于其生活费三分之二。故1000户年获20万钱是谓千户侯。照近代计算，1000钱为一银元，千户侯之年收入只有20银元，但当时之利息是二分。如100万钱，每年利息就有20万钱。如具有此资本，即可形同"千户侯"。太史公称之曰"素封"，意即无人封他，但有此利息收入，即等于封了他。
如一家豢养50匹马，即等于20万钱，亦即等于150头牛，或250头羊，或250头猪，亦等于鱼塘养1000石鱼（一石为120斤），亦等于1000棵枣树或栗树或橘树，亦等于1000亩田。由于上述每一种动物或植物或田地均相当于20万钱，亦即等于一个千户侯即太史公所称的"素封"了。
如以田地来衡量，有一万户之城，在城外不远之带郭处有佳田（上上田）1000亩。普通一亩地产一石米，其值为200文，则1000亩田地才合到20万钱。比较来说，养50民马或250头羊或种1000棵橘树较为容易，但要1000亩城郭上田才抵得上述马、羊之数，农民经济情形之困苦当可想见。尤其是钱贵而米价低的时候，农民生活便更艰苦了。
汉代之钱价高，故当时之商业是在上层而非下层。古代商人谓之贾，经营如今日之批发生意，并无铺面。如唐代《太平广记》所载，大门外是小门，由窄巷进入，其内大如皇宫，货物堆积如山。外貌看不出是店，亦无悬挂招牌而店铺设在大厅之内，此为当时一种经商之方式。另有一种如天桥之市场，等于今日之摆地摊，日出开摊，日落收摊。此为古代在城圈内做小生意之一种方式。
如当时有人栽种千树之橘，可得净利20万钱，即每才架橘树可卖得200钱，如每树结果子100个，每橘售两文，可见值钱。不过，其销路要视商业地理而定。
当时商品有三条经销线：一至长安，二至洛阳，二：至广州。如出产十万枚橘，分别运送至商业大城市，先用大船由十二陵运送至州。到日的地后搬运上岸再用车子运送，将一切成本计算在内，即包括种植、运输等一切费用及售出后盈利所得，1000棵橘树当值100万文之价值。
商人做生意时要雇用员，工，让其穿丝绸衣服，坐上好车辆，排场大，以便做成大生意。如用车马由十二陵运三万枚桶至长安，尚需一位能干精明之带队人员，此人即是被主人收买之奴隶。但当此位奴隶外出替主人办事，如替主人押运水果赴外地售卖时，其所享受待遇极为阔绰，事情办完尚可与主人同分黄金。
又如当时之女奴隶，其妆扮比皇宫中的宫女还要漂亮，因而当时之少女，便向往做女奴隶。
当时之"奴隶"称为"奴客"，种田称为"客团"。"客"为尊称之意。真正的奴隶有正式文书，"奴客”则无卖身文书。其待遇比普通农民好得多，可乘马车穿锦衣，应酬于王侯将相之间，昂首阔步做其生意。
所谓以100万文之成本可赚20万文，这一切"奴客"的开销费用并不计算在内。
五、先秦诸子对农商的评价
如谓封建井田制是一种制度，则政策亦是一种制度，该政策乃针对某一种经济状态而发，此政策乃根据某一思想而决定。
战国以后的经济时态是一种自然的演变。到了秦汉时代之经济状态便较封建时期为复杂，且贫富不均之现象日益明显，尤其是当时之农民与商人更甚。
在贫富不均的严重情况下，政治家采取两种相应的不同态度。
一种态度是自由的、放任的，继续任由工农业自然地发展下去，并没有加以特殊的压迫或加以扶植。
另一种态度是对贫富不均的现象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即对商人加以遏抑。
上述两种态度，在秦汉时亦有出现。
儒家中的孔子，在《论语》中少有提及商贾之事。对农业之事亦不大讲到。不过他的学生要学耕事及园艺，曾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45
孔子订礼乐、删诗书，在《诗经》上有很多是歌颂农村与田园生活的。
《书经·无逸篇》云："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照此说则似有重农之意。《礼记·大学篇》则主张"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
又如《孝经》中提到的"因地之利，以顺天下"，这是孔子弟子曾子主张发展农业使民食富足而安定。
孟子时商人兴起，影响当时经济甚巨。但《孟子》书中似无提及商贾之事。不过孟子相当重农：《尽心篇》云："易其田畴。民可使富也。"
又《孟子·公孙丑篇》云："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
《孟子·尽心篇》特别提及要劝督农桑，教民耕织、使地无旷土，国无游民。所以文中说："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寂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勤耕织，多生产，则人民自然由富庶而兴仁了。
法家中有两派思想：一派以放任为主，主张扶助工商业。《管子》书中即重视工商资木，此种思想在东方各国流行，如齐、赵、魏、韩等国均是，可谓自由经济主义者。
法家中的另一派主张遏抑工商业。如《商君》46一书中所载，则重农而抑制工商。商君认为是农业生产战斗化的社会，不应太重视工商业。
商君思想在西方的秦国实现，可谓重农的统制经济思想。
《管子》书中所载与商鞅所主张者，同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作出发点，但实施方式有所不同。
道家的经济思想可谓重农轻商。
老子排斥物质文明，所以主张"见素抱朴”。
庄子轻视财货，故曰："擿玉毁珠，小盗不起。”
庄子与老子，可说均偏重于精神生活，厌弃仕途，过其田园生活。
六、高祖武帝轻商恤农政策
汉武帝最轻视商人，此种传统态度亦起自汉初，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并且"重租税以困辱之"。至孝惠帝及吕后掌政之时，虽对商贾政策稍有放松，但对"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故武帝之轻商，亦有其传承之渊源。武帝以商人常常剥削人民利益，且对国家所定经济政策的推行起不到好的效果，反而坏事，遂于元鼎二年实行均输法，乃是为了控制商品运销，平抑物价和增加收入。
元封五年（公元前110年），由大司农奏请在郡国设置均输官，正式实行。其法是将政府原来要自商贾手中购买的货物改作贡赋缴纳，由工官制造运载川之车船将贡物输送到京师；至于中央政府不需要的货物，由均输官运到卖价高的地方出售，才得钱交交回国库，如此可免商人牟取暴利，国家增加收入。
又在京师设平准法，专管向全国各地运到京师之货物，在市场物价贱时买入，贵时卖出。如此可免商人囤积居奇，赚取暴利，国家亦可增加收益。但以上政策，国家收入固然有所增加，但对人民并无好处。因均输官强令农民缴纳贡物时，乃本地所无，反受其害，则平准法施行后，官商勾结作弊，使农民负担加重，受害更深。
同时西汉初兴起，民间壮丁耗亡极大，经济亦衰落。自惠帝高后采取宽简的政策后，前后23年，民间社会渐呈活泼气象，经济亦趋于复苏，但连带而来之新商人阶级崛起，而造成资金之集中与不均之弊患，且导致社会奢侈之恶习。
贾谊上书文帝曰："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
当时众多人民舍农而就商，又糜费奢侈，万一发生二三方千里之旱灾，或边境告急，外敌入侵，兵旱相乘。此时人民将聚徒而冲击，国家将日趋于衰亡矣。
所以贾谊主张"今驱人而归之农，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伎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言皆趋农作，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西汉第一位提倡重农主义者首推晁错，他站在人道主义的观点上，洞察当时民隐，见农民辛劳而日穷，商贾安逸而日富，势必造成严重后果，他的重农，并非为使国家富强，乃在体恤农人。他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尚复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赋……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邀。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此种商人之兼并农人之情势，贾谊亦愤慨而言曰：”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绿 ;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缉以偏诸47，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此种伤人之兼并者靡现象，决非国家之福。晁错在文帝时，又提出务农贵粟政策，主张”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接纳此议，下令人民缴粟600石者，可封爵，4000石者，可任五大夫；12000石者，可为大庶长。但五口之农家，所耕之地不过百亩，全年所收不过100石，根本无600石余粮来换爵，反为富商大贾所乘。人民因政府重农政策而益受轻视，因贵粟政策而金益贵。仕宦之路仍为有财富人所垄断。
所以自商业大都市兴起，山泽开放之后，耕农中有大部分人转而为工、虞、牧、圃、商贾，脱离了田亩耒耜生活而从事新生业之经营者，往往可得巨利，而耕地百亩者，却日陷贫困，连衣食亦不能自给自足。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了李悝尽地力之教所说。凡有五口之农家，耕种百亩之田，每亩年收一石半共收粟150石，尚余135石，每人每月食一石半，五口之家全年食粟90石。尚余45石，每石粟值30钱，共值1350钱，社闾尝新春秋之祀用钱300，尚余1050钱，每人衣着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