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年用300钱，五人年用1500钱，尚余不足450钱，其他疾病丧亡等意外及皇上临时赋敛尚不计在内。所以农民生活日因，再加上商人之剥削，至武帝时农商贫富之现象更形悬殊，因此导致汉武帝遏抑商人而向商人征收重税之措施。
其中，"算缗钱"的税项便是武帝重农抑商政策下所造成。其后是向商人及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凡是商人、收取高息的高利贷者，及囤积货物者，必须就其所有货物或财产的价值，坦城向政府呈报。政府根据所呈报的财富数字，每值2000钱征收120钱，名为一算，即抽取百分之六的税。凡制造手工业商品出卖的，凡4000钱抽取一算（120钱），即抽百分之三税。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准置买田地，违反者即将其土地财产一概没收入官。
武帝时还有一种"算商年"的税。凡非”三老”48、”骑士"而有轺车49的。每乘车抽取一算；商人而有相车的，则征收240钱（即两算）。如拥有船只而船身长逾五丈者，每船征收一算。
上述"算缗钱"与"算商车"，凡隐瞒不报者，或呈报不实者，除没收其财产外，并须罚去边郡戍边一年。对告发者则加以奖励，可得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向有车船的商人征收"算商车”。
元狞四年（公元前119年）则开始向商人及高利贷者征收"算缗钱"。
但上述算绢令及算商年令公布后，大工商业者、高利贷者和车船主均无依法呈报政府，意图逃避缴税，于是在武帝颁发算绢令两年后，于元鼎三年颁发了告缗令，促使人民揭发上述瞒欺政府不报者，由杨可主恃此事。于是各地纷纷争相告缗，大商贾破产殆尽。政府没收了大量财物、土地及奴隶。《汉书·食货志》云："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是，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
由于算缗令、告绢令的执行，重重地打击了大商人，国库收入因而大增，西汉的中央集权政策遂更形巩固。
七、汉武帝时代经济思想学说
中同的经济思想，约略言之可分两大派。汉武帝时代的全部经济制度与政策可以代表中同向古至今的两派不同经济思想。
一派是以晁错、贾谊及董仲舒为代表，可代表正统的儒家思想。是统制的计划经济。向经济的立场言、亦可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也可说是人道主义、文化主义的经济思想。
另一派是司马迁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
以上为中国两派相反的经济思想、中同历代以来轮番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这就是中同政治的复杂之处。
儒家的经济思想是文化主义的，可称为"轨物主义”。轨是轨道，物是标准，含有礼乐教化的意义。
《春秋》中云："纳之轨物。"意即协助人生进入一个正确的轨道，是从全体人生文化而发。此种思想自苟子开始。
董仲舒所提倡的便是一种轨物主义。即主张经济生活应有一特定之标准与限度，即分为高水平与低水平的限度。人的生活不能高过某一水平，不然生活上会造成不道德而骄；也不可低于某一标准，否则无法生存下去。此是一种以"礼"为标准的准则。正如西方人所主张的”法”。凡经济生活高于或低于一特定标准的人，此种人便无法再施以礼乐教化，故经济生活要订定一个限度，要纳之轨物，使符合某一特定之标准。
孔子时代希望经济繁荣，但出了毛病，故苟子创出此一理论。此思想在《周礼》一书中有具体的表达，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种思想经济史。
制度是思想具体化的表现，此种轨物主义一直延伸到贾谊和董仲舒，即人的穷富有一极限的标准，乃根据文化的意义而建立。此种思想引发了汉武帝的经济政策。
汉武帝仿效此种轨物主义思想，但出了毛病。因此有司马迁归来提倡极端的自由经济主义以纠正之。
1. 司马迁经济思想学说
司马迁的放任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与轨物主义和老子的主张相反。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吃得好，穿得好，对白己所搞的事业认为已很满足，便停滞不前，不再向外发展，因此大家不相往来。老子的这一套特别的经济文化理论，是大家各安其所，天下就可太平。
但司马迁反对老子上述主张，所以说："必用此为务，挽50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意即人的耳目欲望是不会满足的。如果耳目被塞住了，把时代拉回到近代，则几乎没有事情可做了。
司马迁是从整个历史文化来看，具有远大的眼光，是一种很进步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提到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上可说别树一帜。太史公是根据历史上的进化论来评述。
太史公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番话的意思是：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自虞舜夏禹起，直到西汉司马迁的时代，2000年来，人人的欲望便是想看尽天下问美丽之色彩，想听尽天下间悦耳的声音，想尝尽天下问美昧的食物。人人想过身心安逸的快乐日子，有自我得意的荣耀人生。这种长期以来的习俗已无法改变了。即使用很高的理论向家家户户去说服他们，也属无效。所以司马迁认为不如照他的意思，让人民放任自由好了。次一等的便是领导他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其次是教诲他们，灌输以哲学，但这已是第三等了。至于第四等，那便是用社会主义的统制计划经济来管制人民。最下等则是与民争利了。
司马迁这番高明的经济理论见解，是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学者能说出的。
司马迁对农、虞、工、商等各业人士，等同视之。他说："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意即有了农人才有食物，有了虞人才能取出矿藏，有了工匠才能制成各种物品、有了商人才可流通货物。遂使中间各地出产木材、竹子、谷、苎麻、牦牛毛、玉石、鱼盐、漆、丝、梢梓、姜、桂、金、锡、铅、丹砂、犀牛角、玳瑁、齿革、马、牛、羊、旃裘、筋角、钢铁等物，这些都是中同人民所喜爱者。所以在太史公眼中，农工虞商是同样受重视的职业，不分轩桎。因为上述四类业者，是人民衣食之源，不能缺其一。
源头大而国富足，源头小而国贫乏。所以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国家之是否富裕，端视乎上述农、工、商、虞各业是否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以上看，太史公认为爱富厌贫是人的正常心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人为利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即使是千乘之王，万家之侯，或百室之君，他们还担忧着有贫穷的一天，何况是普通人。
军人上战场愿赴汤蹈火，无非为了重赏；乡村少年，杀人掠货，掘坟铸币，无非为了钱财；赵国美女，郑国香姬，涂脂抹粉，媚眼逗人为了财富，即使远走千里，也在所不计。游荡青年，舞刀勒马，也是为了富贵；渔夫猎人，不管早晨或深夜，不理狂风和霜雪，入山谷、进深溪，无非是为了想猎些美味的鱼兽；赌博赛跑，斗鸡走狗，也无非想争胜赌赢。除非靠盗贼奸恶而富有，不然，做农工商贾而致富的，都是分属正当。
司马迁支持一切谋利的正常活动，与董仲舒的轻利正好相反。所以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说明了太史公看不起那些空谈仁义，既不能为政府工作，又不能治生为商贾的游民。没有谋生本领的人，才是羞耻。
其实，司马迁的主张，也相当接近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从不义而获得富贵，才是可耻，但用劳力而获得的财富，那是光明正大的。
司马迁指出"致富"是人人的共性。追求财富，在私有社会中是每一个人的社会本能。
司马迁同意"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51的主张。他发挥了管子思想中对"礼"的见解，认为如无物质经济基础，便难以建立社会道德。
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提到了世上所出产林林总总的动植矿物，包括农业、畜牧业、伐木业、捕鱼业、采矿业、冶铁业、制漆业、丝织业、金属业、珠宝业等，乃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食及用之物。则虞、农、工、商应当各守其业，要使得农夫分田而耕，商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勤。如此分工合作，务使货畅其流，工商兴旺发达，增加人民消费能力，共享繁荣生活。
2. 董仲舒经济思想学说
汉武帝时代，向政府提出意见者，多达100余人。惟董仲舒所对之策，较为受武帝重视，但接纳却不多。
董仲舒首先提出凡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52。然后才能一统纪而明法度，人民才知所跟从。
董仲舒重道德而轻物质，故主张"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把重财利与否作为区别"大夫"和"庶人"的标准，所以说："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所以他把经营商业和搞生产手工业的人视为"庶人"，主张对这些人要施以教化。
限民名田便是董仲舒为了抑制豪强们兼并土地弊病的建议。当时他上书给武帝，大意是谓：古代田租不过收取十分之一，人民易于负担；力役不过三天，也易应付。但向商鞅废除井田后，人民得自由卖买土地，遂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又拥有山林川泽富庶宝藏的人，变成了有君王之尊，公侯之富，困苦的只是小百姓，力役比古代增至30倍。田租及人口税等项比古代增至20倍。耕豪民之田的人，租税重至百分之五十，因此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人民还得不时受恶吏的刑罚。因此造成无靠的贫民逃亡到山林中，流为盗贼，汉代掌政以来，仍未改善这种陋习。
因此董仲舒大力主张限民名田，弗使富豪再有兼并事情发生。应该接近古代井田制度之法，较平均地使农民拥有土地。政府亦当放弃管制天下盐铁，废除奴婢卖买，薄收赋敛，减轻徭役，使人民宽松些，施行善政。
但以上提出之政策，汉武帝并没有采用。
当时任官之途有”任子"与"算赀"两种方法，"任子"是父为大官，其子亦可世袭为大官，有如封建时代之贵族世袭。”算赀"是向政府付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金钱，即可做大官。因此这些有钱的资产阶级便成为新贵族。董仲舒以为上述两法进入仕途者，极不正常，且良莠不齐，故主张每年由列侯或郡太守选出贤者推荐给中央政府以便任用。
董仲舒亦反对官吏经商货殖。他认为，身居高位食厚禄的人，借着权贵的资力，尚要与人民争利，是不当的。如此则人民只有贫穷愁苦，以致不能乐生而走险犯法，刑罚因而加重，奸邪不可胜数，人民便无法安居乐业。
汉武帝并不采用董仲舒之政策，犹如文帝之不能用贾谊。武帝唯独采取了董仲舒"罢黯百家，尊儒家孔子"的意见而已。
八、西汉的盐业与铁业发展
盐与铁要到战国时代开始才成为一种新生产事业。盐铁之大量使用亦自战国时代开始。
盐铁为人人所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成为畅销商品亦当自战国时代开始。先讲盐。战国时有大盐商叫猗顿53，他以贩卖池盐致富，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盐商。
中国当时山东地区（齐国）出海盐，煮海可以为盐。但猗顿是贩卖山西解县地区所产的池盐，数量不多，远不及海盐出产之丰，故想象中战国时人食用盐的亦稀少。
春秋时代仅有贵族食用王盐，普通民间是不吃盐的。即使有亦只是少量池盐而己，这是由于春秋时代海是禁区，人民是不能任意取海水煮盐的。
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说："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盐肉"便是指池盐，可见当时有海盐陆盐之分（池盐即指陆盐）。
据《史记》所载，知山东产盐之外，山西也产盐，亦由此可知海盐在战同时产的亦有限，并不盛产。
《管子》书中讲到"海王”海何以可称王？因海中产盐，故可称王。
煮盐是战国以来民间的一项私人新生产事业。当时在山东地区追逐鱼盐的，也都成了积财千万的富商，那已是进入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