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前后鸟瞰
（一） 安史乱前鸟瞰
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不能不受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总趋势的制约。
中国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内部对于佛学理论和实践的理解出现了歧异，各执己见，代代传承，形成不同的学派。随着佛教势力的扩张，佛教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学派的基础上创立宗派，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隋朝建立后，僧智顗创立了天台宗（法华宗），僧吉藏创立了三论宗，僧信行创立了普法宗（三阶教）。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王朝建立，国内的政治局势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这种局面维持了137年，直到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为止。这种局面为佛教的兴旺发达，为已有宗派的继续发展和新宗派的不断创立，提供了方便的条件。于是，佛教文献大量翻译，寺塔平地而起，法相宗（唯识宗、慈恩宗）、律宗、净土宗（莲宗）、华严宗（法界宗、贤首宗）、禅宗（佛心宗）、密宗（瑜伽密宗、真言宗）等宗派，鳞次栉比，应运而生。这些宗派的奠基人、创始人和历代领袖，都具有相当的活动能量。东晋僧人道安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萧梁释慧皎《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唐代僧人也体会到这一点，因而除了向民间传播的宗派净土宗和禅宗的创立者以外，其它宗派的领袖，都和朝廷交接。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必然要染指其间，或者参与翻译佛典，或者在政教之间起沟通疏导的作用，或者重视佛教配合儒家调御人天的功能而与僧人交往，或者看到僧人出入禁中而不得不巴结。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大的宗派的创立活动都已完成，只有一些小的支派--禅宗内部分衍出的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这五家，是在晚唐五代时期成立的。安史乱前这一时期的儒释关系，以朝廷要员与佛教上层僧侣的交往为特点，就其内容的主要方面来说，表现在宗教方面和政治方面。
唐太宗晚年，亲自批阅了玄奘所译的《瑜伽师地论》，敕令写成九本，颁发九州。玄奘嘱请唐太宗题序，唐太宗虽觉气力不如往昔，仍然"愿作功德为法师作序"，写成《大唐三藏圣教序》。序写成后，由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在明月殿对公卿大臣宣读，他们听后，纷纷称庆。从此以后，"朝宰英达，咸申击赞，释宗弘盛，气接成阴"。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在玄奘居住的慈恩寺为皇太子设大斋，公卿大臣都出席斋会。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问玄奘："译经佛法之大，未知何德以光扬耶。"玄奘列举姚秦时期鸠摩罗什译经，政府派安成侯姚嵩笔受，北魏时期菩提流支译经，政府派侍中崔光录文，特别指出唐太宗时期波颇译经，仆射萧瑀和其兄太府卿萧璟及东宫庶子兼崇文馆学士杜正伦等朝贵，监阅详定。玄奘坦率地说："译经虽位在僧，光价终凭朝贵"，"今并无之，不足光远"。大慈恩寺是圣上做太子时为亡母荐福而修建的，宏大壮丽，但"腾实之美，勿过碑颂。若蒙二公为致言，则不朽之迹，自形于今古矣"。薛元超、李义府当即答应呈报唐高宗。唐高宗一一允诺，指派薛元超、杜正伦、李义府和左仆射于志寧、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国子博士范頵等学士，协同译经；接着，亲自撰写了慈恩寺碑文。碑文送到寺中，仪式极为隆重。"京寺咸造幢盖，又敕王公已下太常九部及两县（长安、万年）伎乐，车徒千馀乘，驻弘福寺。上居安福门，俯临将送。京邑士女，列于道侧，自北至南二十馀里，充仞衢街，光俗兴法，无与俦焉。"（《续高僧传》卷4《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这可以看成是由士大夫做媒介，政权与神权的一次联姻。
士大夫参与译经活动，安史乱前，非常频繁（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一节）。此外，尚有不少宗教的和政治的活动。
武则天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大周圣神皇帝武则天在神都洛阳举办盂兰盆会。盂兰盆会是依据佛教故事，结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成分--孝道，而举行的佛事活动。《佛说盂兰盆经》说：佛的十大弟子之一的目连，用天眼看见自己的先母在饿鬼道受着饥饿的煎熬，如处倒悬，自己无力解救，就向佛请教解救的方法。佛说："汝母罪根深结，非汝一人力所奈何。……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佛告诉他，施主只要在七月十五日众僧自恣日设盂兰盆，"具饭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锭烛，床敷卧具，尽世甘美，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佛即命众僧在受食前"为施主家咒愿"，便可藉众僧威神之力，使施主"现在父母，寿命百年，无病，无一切苦恼之患，乃至[已故]七世父母，离饿鬼[道]苦，生人、天[道]中，福乐无极"。我国设盂兰盆会，始于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538），以后渐成风俗，朝廷和民间都在七月十五日举行活动，以超度祖宗，报答祖德。武则天这次盂兰盆会，是一次国家的盛典。杨炯《盂兰盆赋》记载当时的情况说：武则天头戴通天冠，身佩玉玺，站在洛城南门楼上，主持大典。朝臣们肃穆地观看，稽首再拜，说道："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杨炯下面的议论，极少涉及佛教，而且借题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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