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派选择士大夫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份、经历、遭际、生活环境、文化、性格、爱好和机会，因而在宗派的选择上因人而异。有的人和一种宗派关系密切，有的人以一种宗派为主，间或联系其它宗派，有的人只是把僧人当作个人身份来交往，不管他的派别如何。
佛教宗派大体分为律、教、禅三类。禅宗慧海在回答三类僧人何者最胜的问题时指出：
夫律师者，启毗尼之法藏，传寿命之遗风，洞持犯而达开遮，秉威仪而行轨范，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
夫法师者，踞师（狮）子之座，泻悬河之辨，对稠人广众，启凿玄关，开般若妙门，等三轮空施。若非龙象蹴蹋，安敢当斯？
夫禅师者，撮其枢要，直了心源，出没卷舒，纵横应物，咸均事理，顿见如来，拔生死深根，获现前三昧。若不安禅静虑，到这里总须茫然。
随机授法，三学虽殊，得意忘言，一乘何异？故经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大珠禅师语录》卷下）
这里指出了律、教、禅三类各自的特点和同一的出发点。
律、教、禅三类，佛教徒认为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但在实际上三类有着不同的盛衰命运。三类中，持戒为佛教最基本的要求，因而律宗绵延不绝；而禅宗蔚为大国，几乎独步天下，它们成为士大夫最为瞩目的两个宗派。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都属于教派，或乍起乍落，或势单力薄，根本无法和律宗、禅宗比肩。因而我这里着重分析士大夫和律宗、禅宗的关系。
和律宗关系最深的士大夫，多是朝廷要员。唐初，道宣以《四分律》为依据，创立律宗。他后来居住在终南山丰德寺，故他创立的律宗又称南山宗。同时传弘《四分律》的，还有相州日光寺僧法砺和长安西太原寺东塔僧怀素（俗姓范，和前文所说中唐时期俗姓钱的书法家怀素不是一人）。他们对于《四分律》的解释，互有歧异而各具影响，故分别称为相部宗和东塔宗，但都不及南山宗兴盛。法砺和别人合撰《四分律疏》和《羯磨疏》，怀素不同意其见解，撰新疏加以阐发。律宗三家遂有新旧疏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戒体。戒体旧译无作，新译无表。道宣曾随玄奘译经，受唯识学说的影响，认为《四分律》通于大乘，以心识所藏的种子为戒体，提出唯识圆教戒体说。法砺依据《成实论》，以为无作非色非心，提出非色非心戒体说。怀素依据《俱舍论》，以为无表业为色法，提出色法戒体说。彼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唐代宗时，宰相元载"笃重素公（怀素），崇其律教"（《宋高僧传》卷15《唐京师安国寺如净传》），影响到唐代宗。元载死后，唐代宗于大历十三年（778）敕令律宗三家代表聚会讨论新旧二疏，由律僧如净负责主持。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如净奏二疏并行，还受命为怀素作传。这是士大夫企图配合朝廷调解律宗内部分歧的一个例子。律宗僧人玄俨、法慎、昙一、朗然、辩秀、灵澈、道标、上恒、慧琳等等，所与交接的士大夫，据《宋高僧传》卷14、15、16各传所记，全是"朝廷之士"、"朝宰"、"公卿"、"名公"、"簪组上流"、"辞学高度"。律宗之见重于衮衮诸公，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律宗是依据戒律而立宗的。戒律是佛教的繁文缛节，是佛教徒的行为规范。士大夫把佛教的律比作儒家的礼。许棠《送省玄上人归江东》诗说："释律周儒礼，严持用戒身。"（《全唐诗》卷604）柳宗元《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一文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柳宗元集》卷7）可见，戒律在巩固封建秩序方面，具有和世俗的礼和法律同等的功能，甚至能起到世俗法律所不能起的作用，即打着宗教的幌子，更能麻痹、束缚人民。白居易指出：抚州景云寺律僧上弘，"提振禁戒，故讲《四分律》，而从善远罪者无央数"。（《白居易集》卷41，《唐故抚州景云寺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刘禹锡分析南方律宗昌盛的原因是："南方之人剽而轻，制轻莫若威仪，故言律藏者宗衡山。"（《刘禹锡集》卷4，《唐故衡岳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他们指出了律宗的社会效果，并隐隐透露出国家重视律宗的奥秘。可见，律宗和朝廷，一为神权，一为政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朝廷要员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人格化体现。他们行使国家权力，需要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配合和辅助。律宗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
其二，律宗虽有关于戒法、戒体、戒行、戒相等问题的理论探讨，但比起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等教派来说，理论要薄弱、简单得多，几乎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便于公务繁忙、不遑读书的士大夫接近。
其三，律宗上层僧人，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宣传儒家的伦理道德，成为不享受国家俸禄的编外政治工作干部，虽然和封建官员在服装上有区别，但从实际作用来看，却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法慎"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上言依于仁，与人下言依于礼。佛教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