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白、韩愈为代表的儒释交游的两种特殊类型
在儒释交游方面，崇佛的士大夫和僧人交游，既不免趋之若骛，对佛教持理解而不过分崇奉或根本不赞成态度的士大夫，也不能例外地保持孤身自洁。下面以李白和韩愈为代表，对两种特殊类型的儒释交游加以分析。
上节谈到李白的思想，儒释道三家杂糅，而受道教的影响最深。他才华横溢，心雄万夫，一般僧众是不屑一顾的。他所接近的僧人，都是佛门的佼佼者。他的着眼点只在于僧人的学识、才华、气质、风度、操守、品行。这种情况反映在他的诗歌里。《僧伽歌》说："真僧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鹿车、羊车、大白牛车，比喻三种不同功效的解脱手段）。……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散尽波罗夷（犯戒的最大罪行），再礼浑除犯轻垢。"（《全唐诗》卷166）《自梁园至敬亭山，见会公，谈陵阳山水，兼期同游，因有此赠》说："会公真名僧，所在即为宝。"（《全唐诗》卷171）《赠宣州灵源寺仲濬公》说："此中积龙象，独许濬公殊。风韵逸江左，文章动海隅。观心同水月，解领得明珠。今日逢支遁，高谈出有无。"（《全唐诗》卷171）《赠僧行融》说："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行融亦俊发，吾知有英骨。"（《全唐诗》卷171）《别山僧》说："谑浪肯居支遁下，风流还与远公齐。"（《全唐诗》卷174）因为李白的标准很高，所以他虽然遍游京师、重镇和名山大川，也没有几个僧人能够深交的。（还有一首题为李白所作的《草书歌行》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也反映了这一标准。但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3和胡震亨《唐音癸签》卷32，都认为这是伪作，说苏轼指出，系宋人曾巩的诗，误入李白集中。）
至于以斥佛老为己任的韩愈，在交游方面也不能违背世情。从他的诗文中可知他交的僧友有景常、元惠、文畅、廣宣、高闲、澄观、令纵、大颠、灵、颖等人。在《送浮屠令纵西游序》中，韩愈写道：
其行异，其情同，君子与其进，可也。令纵，释氏之秀者，又善为文，浮游徜徉，迹接天下。藩维大臣，文武豪士，令纵未始不褰衣而负业，往造其门下。其有尊行美德，建树功业，令纵从而为之歌颂，典而不谀，丽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遗风欤！乘间致密，促席接膝，讥评文章，商较人氏，浩浩乎不穷，愔愔乎深而有归。于是乎吾忘令纵之为释氏之子也。其来也云凝，其去也风休，方欢而已，辞虽异而不求，吾于令纵不知其不可也。（唐韩愈《韩昌黎集》外集卷3）
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僧人接近士大夫多么主动，一方面可以看出，令纵的言谈举止与士大夫并无二致，他的神采风韵使韩愈几乎忘掉了他的僧人身份。
韩愈这一篇序写得还客气。在其馀诗文中，他不是直斥佛教，敦促僧人还俗，就是拐弯抹角地讽刺一番。在《送惠师》一诗中，韩愈宣称："子道非吾遵。……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疾惰游者，怜子愚且淳。"（《全唐诗》卷337）在《送灵师》一诗中，韩愈总结道："佛法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僧灵"围棋斗白黑，生死随机权，六博在一掷，枭庐叱回旋。战诗谁与敌，浩汗横戈鋋。饮酒尽百盏，嘲谐思逾鲜。有时醉花月，高唱清且绵"。士大夫对他"强留费日月，密席罗婵娟"。诗还说："方将敛之道，且欲冠其颠。"（《全唐诗》卷337）在《送僧澄观》一诗中，韩愈说：士大夫都认为澄观虽是僧徒，但他是个诗人，而且"公才吏用当今无"；韩愈表示"我欲收敛加冠巾"。（《全唐诗》卷342）在《赠译经僧》一诗中，韩愈说："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全唐诗》卷345）在《送高闲上人序》中，韩愈指出：当代张旭草书成就极高，而僧人高闲之于草书，没学到张旭草书的精神，只学了一点皮相，就因为他是佛教徒，"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隳）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为书，得无象之然乎？"（《韩昌黎集》卷21）韩愈和僧无本交往，极力动员他还俗应进士举。无本终于接受劝告，恢复世俗姓名贾岛，成为韩愈"人其人"（《韩昌黎集》卷11《原道》）主张实施过程中的成功一例。
通过以上事例，不难看出，韩愈只是把僧人看作社会上一种类型的人，作为个人身份，有原则有节制地加以交往，而不赞成他们的宗教主张，不和他们勾结，并且不失时机地向他们宣传自己的反佛主张，动员他们还俗。
凤翔法门寺塔内有一节所谓佛骨，据说是释迦牟尼中指的一节，长约唐制一寸八分，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肃宗、唐德宗诸帝，或建塔，或礼迎，或记之国史，或礼之法官。人们以为此塔一开，"则玉烛调，金镜朗，氛祲灭，稼穑丰"。（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41，唐张仲素奉唐宪宗敕撰《佛骨碑》）因为非同一般，所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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