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张霸，考东莱郡与东海郡非一地，疑论衡误也。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旧本段。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圣人作经，贤者作书。言“燔诗书”，谓燔诗经之传。
夫诗经独燔“独”疑为“犹”形误。犹，均也。言诗经亦燔，不独传。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未知何出。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篇文。五经总名为书。传（儒）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传者”当作“儒者”。秦始皇三十四年，“三”旧作“二”，依史记始皇纪正。语增篇不误。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诸书”当作“诗书”。史记始皇纪、前语增篇可证。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诸”当作“诗”。上文“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此文即破其说。传（儒）者信之，“传者”当作“儒者”。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谓）之书矣。下“谓”字，即“诗”字之讹，文又误倒。旧本段。
传（儒）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传者”当作“儒者”。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
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旧本段。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曰”，朱校元本、程、何、钱、黄本同。王本作“四”，崇文本作“北”。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引“曰”在“法”字上，盖以意乙，属上为句，与上下文例不合，非也。王鸣盛引作“法北斗七宿”。王引之经义述闻引作“法斗，四七宿也”。盖亦意正。疑是。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盼遂案：上“曰”字当为“四”字之误，而又与“斗”字互倒。孔丛子连丛上：“孔藏与侍中从弟安国书云：‘且曩所谓今学，亦多所不信。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自然也。河图、洛书乃自百篇也。’”是太誓未出以前，尚书学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斗者，太誓出后，尚书家以比二十八有斗星也。故二十九。江声曰：“伏生尚书，实二十八篇，无序。故论衡云‘或说尚书二十八篇者曰，法斗七宿也’云云。假使伏生尚书有叙，则百篇之名目具见，虽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说也。”经义述闻：“某孝廉曰：‘此以四七宿当二十八篇，以序当斗，言序之□括二十八篇，犹之临制四乡。若大誓，不足当斗矣。’王引之曰：论衡引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驳之曰：‘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犹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则‘法斗，四七宿’者，经文二十九篇，而序不与矣。”孔丛子连丛篇：“孔臧与弟书：‘臧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邪？’”汉书刘歆传臣瓒注：“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王引之曰：“盖晋人始有是说。魏、晋间伪古文尚书已出，以伪作之大誓为增多伏生之篇，而摈伏生之大誓而不数，故但云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也。王充所谓其一曰斗者，非指太誓；所谓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太誓计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九篇之数耳。孔丛子阳袭其说，而阴违其意，辄除太誓计之，而称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则妄矣。”皮锡瑞曰：“伏生传书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诰而无太誓。史公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亦当不数太誓。其后欧阳、夏侯三家，并入太誓，遂与二十九篇之数不符，乃以康王之诰合于顾命。两汉人言今文尚书者，皆以为二十九篇，无二十八篇之说。然史公所谓二十九篇者，当分顾命、康诰为二篇数之；班孟坚、王仲任所谓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后，当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篇数之。其后伪孔书出，别撰泰誓三篇，不数汉人太誓，又当顾命、康王之诰二篇合并之后，于是尚书止有二十八篇，而伪孔丛子及臣瓒汉书刘歆传注遂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说矣。”
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陈寿祺曰：“所引或说，乃今文家言。其驳诘，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则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书二十四篇，不得云‘阙遗者七十一篇’。”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经义述闻载某孝廉书云：“论衡又引或说云云。按王仲任在东汉世，久见太誓在尚书中，故并数为二十九，与前斗四七宿，又别为一说，自不同也。”王引之曰：“所云‘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有法’，此今文家说也。曰‘选二十九篇’，则为经文甚明。若谓其一是序，则史记、汉书皆以序为孔子所作，岂得自作之而自选之乎？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出于或说，非仲任数之为二十九也。或说二十九篇，数大誓，而不数序，与史记儒林传合。此二十九篇不计序之明证。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即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为二。”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也”字旧在下“句”字下，今从崇文本正。盼遂案：“也”字崇文本在上“章句”下，宜依之。“犹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两“犹”字皆为“由”之借字。言篇之成立由于章句，章句之成立由于文字也。古书由、犹多通用。礼记杂记：“犹是附于王父也。”郑注：“犹当作由。”杂记又云：“则犹是与祭也。”郑注：“犹亦当为由。”与论衡此处用法正同。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毛诗正义曰：“孔子删古诗三千余篇，上取诸商，下取诸鲁，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灭学，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诗谱序疏：“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或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或不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谓其唯有三百五篇。”
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或说春秋十二月也”，语意不具。当作“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下文云：“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有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即驳或说十二公法十二月之妄。今脱“十二公法”四字，则使下文所论无据矣。公羊隐元年何注：“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哀十四年疏曰：“何氏以为公取十二，则天之数。”此云“法十二月”，即法天数之义。
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公羊哀十四年传：“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何注曰：“人道浃，王道备，拨治也。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疏：“正以三代异辞，因父以亲祖，以亲曾祖，以曾祖亲高祖，骨肉相亲，极于此，故云人道浃也。云‘王道备’者，正以拨乱于隐公，功成于获麟，懔懔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备’也。”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苑至公篇亦有此说。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白虎通三军篇：“三军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也。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二”本作“五”，依抱经堂本校改。）因法月数。月者，群阴之长也。十二月足以穷尽阴阳，备物成功。万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义，致天下太平也。”此云“未必有所法”，与孟坚说异。周礼夏官序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六师，即六军也。谷梁襄十一年传曰：“古者天子六师。”诗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师。”又棫朴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小雅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师。”皆谓六军为六师。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文有脱误。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 诗”字衍。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礼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旧本段。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文选养生论注，养生经：“人生上寿百二十，中寿百年，下寿八十。”左僖三十二年正义同。吕氏春秋安死篇：“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下寿不过六十。”庄子盗跖篇、意林引王孙子并云：“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淮南原道训：“凡人中寿七十岁。”晋书周访传，陈训谓陶侃上寿，周得下寿。后陶年止七十六，周止六十一。盖寿有三品，古说如是。而各品实数则不齐也。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公羊隐元年注：“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徐疏：“论象天数，则取十二；缘情制服，则为三世。”据此，何休分三世，乃缘情制服，非据“中寿八十”也。徐疏又曰：“郑氏云，九者阳数之极，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终矣，故孝经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为限。’然则隐元年尽僖十八年为一世，自僖十九年尽襄十二年又为一世，自襄十三年尽哀十四年又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见人命参差不可一齐之义。又颜安乐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之世。”是郑、颜又与何氏异义，而并与此据中寿之说不同。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公羊传。隐公第一”下疏曰：“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又云：‘丘水精，治法为赤制功。’”汉史晨碑云：“伏念孔子干坤所挺，西狩获麟，为汉制作。”又云：“昔在仲尼，主为汉制，道审可行，乃作春秋。”又引尚书考灵耀曰：“丘生仓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韩敕碑云：“孔子近圣，为制定道。”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云：“孔子大圣，则象干坤，为汉制作。”类聚九十引孔演图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须颂篇云：“春秋为汉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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