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的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当我和媽媽囫囵个儿歪在床上之前，我母親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从母親的颈上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親这才上了木床。
母親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媽，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媽说，“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么！”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他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队。”
“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我说：“在茶淀有带着儿子，女儿进来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親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这么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
直到凌晨3点，我和母親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小儿子的去向问题。其间，我母親还不断地打开手电筒，看着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的四邻。大概是到了4点钟左右，母親催我立刻回场。昨天夜里回家时，我没敢把自行车推进院门，为了不把自行车丢了，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沿胡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夜里也开着小窗口的葯店——只好跳河一闭眼，把自行车放在了那家葯店的门口。昔日我回家时，母親早晨要给我做饭；此时此刻，再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像一个离开黑店的贼，失魂落魄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车的那个葯店。老天还算有眼，没有让我坐车返场——那是会迟到的。我骑上自行车，离开了东四北大街。
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式，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当然那被打的【經敟書厙】老太大，此时若同一只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大概是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
“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大，但是却比那些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她们中间里的一个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大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地，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
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那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许已经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皮带、链条就是不能让她松开手掌呢？当然也不排除那个老太太是个“葛朗台”般的有产者，宁舍命也不舍那张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不管是不是属于“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应去的“天堂”是无疑的了；可是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这一手段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所以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是不是历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潜藏在人类自身中的善与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十分出格的行为的。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但是，希特勒这个恶魔掀起了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热情绪，被誘发出来之后，德国人自身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了极至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现，能不能从二战的德国历史中，找到一点启迪呢！
不知为什么，一路上在我的头脑中，总是盘旋着那位女红卫兵的影子。她有母親，她将来也要做母親——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车上，她很可能给那位老太太让座，或者顺口叫一声奶奶——此时此刻，她心灵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恶占有，原始的野蛮便不唤自至；而她的这种精神错位，既是人性的，又是历史的——一个本来很伟大、但是后来被神化了的人物，在这个特定年代，誘发出来的民族狂热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风唤雨，点豆成兵了。这位姑娘的霎间表演，可谓是人妖嬗变的一个典型。真的，从见到这一幕开始，我再不仅仅为我自己的母親悲哀——而是为全中国的母親们感到悲哀了。
回到农场，我浑身大汗淋漓。空着肚子到桃园上班，承受的是精神和[ròu]体的双重煎熬。陆丰年君匆匆过来找我，他说：“恐怕杨家要受我的牵连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我自己的坟头都哭不过来，我们的家属怕是没有例外。”
“这是什么世道！我感到有点对不住人家了。”
“问题决定于杨春英，她的态度怎么样？”我自身虽然己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同类的命运仍然本能地引起我的不安。
“她挺爱我，不会发生什么变故。”陆丰年说，“可是她还上有父母哩，我总不能不考虑人家的生存呀！”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拿不出一条好的生活方程式来。不仅我拿不出来，就是孙悟空在世，他的分身术恐怕也会在这乱世中失灵。
“前两大听人说，场里从大西北来了一些人，想动员我们到那儿去支边。你听说了没有？”陆说，“据说，到了那儿，可以完全改变身份，成为真正的公民。”
这事情我是早有耳闻了，但我根本没有动心。道理十分简单，我的家中一老一小和还留在茶淀的张沪，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没有这些骨肉相连的因素在内，我可能愿意做一朵四海云游的蒲公英——我与陆丰年的情况不同，想法自然不尽一样；我是宁可在北京当“二劳改”，也不愿意到遥远的边疆去当什么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区犯人和北区三畲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农工”，停产开会。那天早上起来，地处农工大队队部的广场上，就响起了大喇叭的声响。这个有线的广播喇叭，过去每天广播的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新闻，诸如，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等等；这天早上，我们正在排队打饭的时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态地播放开了《我们新疆好地方》这支歌，这说明大西北来招募农工的工作，将于今天开始。
那大的会议开得十分隆重。场里的头头们几乎都出现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除此之外，有几个身着绿色军衣、但是不配戴红帽徽和红领章的陌生人，同时就座于场长身边。会议开门见山，号召有志于开拓边疆的男儿，去支援边疆建设。其条件是在农场表现优秀的农工，经过自愿申请和场部审查，合格者才有可能奔赴边疆。凡是被批准的农工，到了那儿一律改变身份和政治待遇。上午开大会，下午开小会——各个班组分头开会讨论，递交报名名单。
在我的记忆中，当大会散会之前，就有了上台发言表态的积极分子，除了一两个解禁的刑事罪犯之外，当场表态愿意去支边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对刑事犯中的表态者，我不熟悉，但是老右之中表态的人，我则比较了解——他们几乎都是家在外地的同类。我想，他们之所以自愿去支边，一是对祖国的热情，还没有被冷酷的现实冻结成冰；二是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沌局面，想尽可能逃离得远一些；三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在北京皇城脚下，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也许远走高飞是最好的选择。
当天下午，在我们的班组会上，首先表态的是陆丰年君。他有着十分好的口才，洋洋洒洒他说了许多革命的壮烈言词——但是能知他内心世界的非我莫属，他是急于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才有了这一番壮怀激烈的；他是因为十分珍惜他的蜜窝窝，并千方百计想保护好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风雨飘摇的爱巢，才有了并非他完全情愿的申请——用远离开爱巢来表示一个人对爱巢之不舍，这真是时代悲怆的生活颤音。我当时就为我的这位朋友，而感到了无限的忧伤。
散会之后，我特意把他找到监舍后边的一个无人的角落，对他进行了一次规劝。我说：“天下只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党的政策——在北京是一，到了边疆不可能改为一加一等于二，或者一减一等于零的事情。你要三思而行。”
“撞大运吧，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才对得起杨家的一片真情。”他说，“我这个牵连因素不在了，红卫兵也许不会再找杨家的麻烦了。”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考虑过你走了以后，你和杨春英的感情问题……”
“她不会变心。”
“如果受形势所迫，非分手不可，你将怎么办？”
“你不是听见我常常唱的那支歌吗，‘若有知心人，尽管嫁给他。’人的命运谁也无法预测，但愿老天有眼，能够成全我和她。当然，我去了那儿以后，经济上要勒紧自己的腰带，给她按月寄点钱来；一年总还要争取探親一趟——那大西北来的人，不是说了么，到了那儿各种待遇，都要比这儿强上一点！”
我觉得丰年君去意已定，再说什么都属于多余。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谈心只好到此为止。当天晚上，我记得还有班里的其他同类，也曾对他的这个决定，提出过疑虑，但是丰年像当年吃“五毒”那么果敢——他递上了支边的申请书。由于一大批“二劳改”即将奔赴边疆，那几天我们在桃园干活时闲谈，无一例外地围绕这个话题。到了8月17日的上午，杨春英第一次在桃园露面——她是为陆丰年来送行的，下午4点各队去边疆的人，将在这里集中登车，奔往北京火车站。支边的火车终点站，为新疆的吐鲁番。
杨春英所以来到桃园，不外是找个幽静的地方与陆告别。本来陆是在监号里准备行囊的，但是准备远行的人大多，与其在那儿告别，还不如到“桃花源”来话别。记忆中，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天气，我们正在水泵旁边的冷水池中洗澡，不知道是谁先听见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便一个个躲到水泵房的后边，忙着擦身穿衣。因为还没轮到我洗，我有机会看见陆和杨来桃园时的形象：陆还是那一身农装，用不着多费笔墨，但是杨当天留在我头脑中的印象极深。她虽然并非红卫兵，不知是否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她穿了一身当时流行的绿色衣褲。与其时代保护色极不协调的是，她的胳膊弯里，挎着一个蓝花花的小包裹，当时墨镜也被划入“四旧”之列，她不能再以墨镜遮眼，因而外露着她那只失明的眼睛。尽管如此，她的身材之窈窕，肤色之白嫩，仍然让男儿国里的“亚当”们吃惊。
陆君向准备收工去喂肚子的我们，介绍了杨以后，便对桃园看守武芳说道：
“要借你这间看守房用一下喽，我们保险丢不了桃子。”
还用说吗，我们都知道这种话别的含义。武芳用水泵刚刚抽上来的冷水，为他和她洗了几个最大的蜜桃，递到他俩的手里：“我们没有别的为你们饯行，送这桃子也正合适——祝你们永远心心相连。”
杨春英眼圈顿时红了，低下头来。陆君丰年强作笑颜，连声对同班的成员，表示即将离别前的谢意。我没有多说什么——尽管我当过他和她之间的红娘，但我内心充满着的是一种悲凉的心绪。再过几个小时，她的他就要走了，谁能预卜他和她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待等我们下午出工来到桃园，他和她与我们握手告别时，我握着陆君的手说：
“真诚地祝愿你好梦成真！”
……他哽咽住了喉咙，眼泪却滴落下来。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因为我们有劳动任务在身，不能前往送行（这一别就是13年，当1979年他平反从新疆回来路过北京时，曾到我家小坐。他十分悲愤地告诉我，他不该头脑发热去往边陲。他的爱巢早在前几年已然自焚——因为他并没有因为去了那儿，而改变任何东西。待他归来时，他曾去杨家看望已然与他分手的爱人——她在中苏友好医院外边给医院看自行车。悲乎）。
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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