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当时已是8月的末尾——农历已快到中秋团圆佳节。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间的悲楚，依然像个银盘那样挂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国人感情的缺圆的时日。北京郊区的火葬场尸满为患——我的一个表弟工作在八宝山附近的一座工厂，他告诉我那儿尸体排队，臭气冲天；分不清张三李四，文革中的冤魂集体火化。更为严重的是，武斗还在继续向北京的每一条街巷延伸，我儿子上学的南吉祥胡同小学校长，学生硬是向她嘴里塞土鳖——自古被称之为人师表的教师，活活被一些无知的孩子折磨死了。
在这种乱世中，我母親没有遭受武斗的洗礼，没有被红卫兵打死，已然算是造化不小了。还乡就还乡吧，躲开这乱世中的皇城，对我母親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坏事。母親对此原本忧心忡忡，但是北京每天从[ròu]体上消灭“五类分子”及其家属的新闻，不断传进她的耳朵，使母親每天在提心吊胆中生活，与其这样每天承受煎熬，回乡躲躲台风眼，也是无路可走的另一条路——她惟一的牵挂就是她的宝贝孙儿，不知往哪儿放才好。形势已然到了这一步，姥姥、姥爷虽然身体有病，也只能把外孙接了过去——因为无论如何，让孩子跟着我进劳改队，总不是个办法。
我去派出所开转移户口证明，必须去找民警小刘。这之前我和他曾有过一次路遇，至少还没有见到他歧视的目光。我不知道在风声鹤唳的血腥日子中，他的心绪有没有变化——我之所以对此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我母親刚进北京城时，是参加了普选的公民；时至今日，她已然成了“文革”对象，等于是从北京被扫地出门的反革命家属——她一旦没有了选民权，回到乡里也难预料处境如何。我老家的六姨，因为是没有选民权的地主家属，“文革”刚刚开始时，就被批斗得跳了井，折断了一条腿——我母親从城市被轰回农村，如果没有公民权，到底是福是祸，还是很难捉摸的事儿。
进了景山派出所我才知道，被革命群众勒令还乡的人非常之多。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民警小刘。他从抽屉里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返乡证明，并没急于交给我，而是把我叫到一个影碑背后，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对我说：
“现在革命群众说了算，这你一定非常清楚；我们民警能做的事，几乎是零。我能依照宪法做的，我都做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如果……如果……（他紧张地朝影碑周围看了看）你的老家拒收，让你母親带着证明信再回来——千万要带着”证明回来。”
言罢，他匆匆而去。我没有动地方，首先打开户口转移单据，两只眼睛急于搜索公民权一栏。我的天！在有无选民权一栏里，竟然签署着“有选民权”四个耀眼的黑字。这是我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想不到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我们管界的民警，竟然没有失去法律的良心（在我平反回京之后，我曾寻找过这位可敬的民警，但是事隔十多年，他已不知调到哪儿去了）。我当真安心多了，至少母親在农村不会有我六姨那样的遭遇——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能会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她为我和我的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她是一个目不识丁。但又比知识婦女还要坚韧的母親。
送她上长途汽车的那天早晨，马圈长途汽车站，有一群胳膊上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挨个儿询问上车的人中间，有没有地、富、反、坏、右，有一个老头儿，因为他属于没有公民权的还乡者，当场被揪到车站旁边的空地里，先把他的脸勾画成鬼脸，然后在狂热的革命口号声中，这位白发老者被绑到一棵树上，活活用石块以及砖头砸死了。幸运的是，那些红卫兵光顾拿老人取乐了，没顾得上察看我的证明——我是带着劳改队送母返乡的请假纸条来的，在这种场合，如果被发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许那些革命小将们，会比对待那位老人还要凶残十倍，把我和我的母親一块儿送进天堂。
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接到来自老家的第一封信。我母親不会写字，为她代笔的是我老家的堂妹，并附寄来大队的证明，大意如下：我母親是个丧失劳动力的老人，返回老家不仅不能自食其力，反而增加了村里的负担，村里决定最近就要派人把我母親送回北京云云。我没有权利复信对此事表态，尽管我去派出所转我母親的户口时，民警对我母親的问题有过暗示，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只好将此信转寄给我家原来所在地的派出所。之后，我焦急地等待着回音——我着实太愚蠢了，乱世中的派出所，怎么能下命令把我母親接回来呢？！
当时的心绪坏透了，在马圈看见的那一幕，始终像影子般地跟随着我。连夜里做梦，都梦见我和母親被那些红卫兵画成不同的鬼脸，用绳子绑在一起游街；然后，如同《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场景中描写的那般，无数支飞箭向我和母親的身上射来。我一边用身子挡住母親，一边高喊：“媽——你快跑——你快跑——”梦断残更之后。便再也不能入睡了，想到我这四口人之家，有三口成了人间囚徒，并且分为四个地方生活，我们到底都犯下了什么大罪？现在母親又成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野鬼——她将到哪儿去安身立命呢？
有一天，我正在桃园给桃树剪枝时，董派人来工地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