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4点，我的同类中，与陆丰年同时奔赴新疆的人，有几十名之多，其中的大多数是来自各大学、家在外城市的解禁右派。其中我熟悉的有于立仁、卓景星、刘士康、郭愕权、哈长林、吴怀祖……后来在1970年，被枪决于南京的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其中的孙本桥和王同竹，也是随着这次列车，去往边疆的——属于老革命身份的很少，似乎只有原中国青年报的陈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也浑浑噩噩地登上了这次北行的列车（后来他发现受了欺骗，到了那儿并没有改变政治身份，曾从边疆逃往内地，被捕后被吊在树上毒打，后文另有叙述）。
他们走了没有几天，在一天的中午，董维森把我叫到了队部办公室：
“你的家是不是受到了冲击？”
我说：“是，我母親脖子上挂起了‘反革命家属’的木牌。”
他沉默了很久，问我：“你老家还有没有親人？”
我告诉他没有，但是还有親戚。他这才告诉我，当地派出所，有电话打过来，革命群众要求迁返我母親还乡。面对这么大的一场群众运动，董尽管很惜才，也无良策可寻。我很快答应去办这件事，并把事情做好。他叮咛我说：“回家之后，不能感情用事；你也知道当前的形势，感情用事只能更激化矛盾。那对你和你母親都没任何好处——走一步是一步吧，什么事都要往远处看。你下午就回家处理这件事去吧！”
母親被挂上大大的木牌，原来并不是终点——我走出办公室时，心都要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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