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的锻炼还太少；专业创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关系还留在报社吧！”因此，我成了惟一一个身在报社却以文学创作为业的编辑、记者。既是报社宠儿，又是同辈人妒嫉的对象。我很敬重这位前辈，常常越级找他去聊天，那时他谈笑风生，完全是一个宽厚长者。但此时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却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我说。
“对。完全对！”他再次表示赞许，但依然蹙锁双眉。
“还有事吗？周游同志！”
“现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觉得上绞刑架的时刻到了，我等待命运的宣判。
“你暂时离开报社，到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去吧！马上就走！”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反右斗争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单位都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游居然叫我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属非常之举。回到家来，我向妻子详述谈话内容，她说：
“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
“出于爱才？”
“可能吧！你是他调来的。”她分析着，“再说，咱们这个四口之家，已经有我这个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们或许不忍心再给你戴上这顶铁帽子！”
“阿弥陀怫——”我暗自庆幸我身后有个保护神。
“但也未必能保护得了你。”她说，“他只是‘五人领导小组’中的五分之一，其余那五分之四，还是个问号呢！”
不管怎么说，我在困境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车去东郊高碑店乡“社教工作组”报到。我被分配和东城区婦联一个同志到农业社所属的各个生产队去调查。我拼命地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积极表现，还不如说是以繁忙的工作压抑内心的忐忑不安的情绪更为准确。我最怕黑夜的寂静，躺在床上总是久久不能入睡，就连水塘里的阵阵蛙鸣，都能使我联想起批斗右派时的激昂口号声。还好，睡在同一顶屋檐下的同志，都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梦，并没发现我这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婦联同志，对我白天连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里干什么去了？”她单纯、开朗、活泼，对于我这个濒于右派泥沼人的心情，毫无所知，“你听早晨的新闻广播了吗？又揪出好几个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吴祖光，叫什么‘二流堂’小集团。”
我苦笑着应声：“是吗？”
“你怎么不关心重大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她以戏谑的形式，向我袒露着一个女青年的心声。
“只要听不见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诚。
“不会。来工作组的都是机关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个右派，领导不会派你来搞社教。”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不过，你们文艺界确实是右派的老窝，有个叫刘绍棠的胆敢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是狗胆包天！”
哪壶不开她提哪壶，使我在寻求安宁中，失去心灵的安宁。其实，这并不是她的过失，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生活在她眼里永远是蓝天。她似乎没接触过农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新鲜，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着，唱起50年代青年们喜欢唱的歌：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青青的河水蓝蓝的天……
这支歌使我格外惆怅和茫然。据我所知，这首歌的词作者马寒冰同志，在鸣放乍起之时，曾与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捍卫文艺路线的文章，结果受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出文章是“左”倾，不利于鸣放，马寒冰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但是弹指之间，也许那缕游魂尚未飘进丰都城，毛泽东又反其道而行之，对鸣放中提出尖锐意见的知识分子（包括并不那么尖锐，只是对鸣放中意见点头或摇头的人），进行全面的反击。可惜，马寒冰同志缺乏稍安勿躁的精神，因英雄气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话，反右斗争开始的本身就是为他平反正名。
不久，我的这位小伙伴，就和我拉开了距离。她不再和我说话，并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审视我。我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不吉祥的信号。果然，“社教组”下达了叫我返回机关参加反右斗争的通令。我揣摸到厄运要降临到我头上了。这反而促使我丢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绪，去迎接命运的赐予。当晚，妻子告诉我，报社揪出来的右派已满十员，我虽然尚未被定性，但是楼道里已出现了关于我的大字报。
范瑾、周游同志：
我们非常奇怪，从维熙在文艺界放了那么多的毒，为何叫他去搞“社教”，让他逍遥法外？我们强烈要求把他揪回来，审查并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后边是一大串签名，首签的人是摄影组记者王一波。我理解群众的心情，更理解领导小组的处境，但我不理解的是，签名的人中间多数不但是我的同龄人，而且有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继而，我连这点不理解也变成了理解，他们还不是怕受牵连而主动地划清界限，并以此来向运动表态吗？反右的锣鼓敲响，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谁都怕陷入右派泥沼，因而并不太考虑该不该把某某人推上历史的祭坛了。“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在报社算得上一根出头椽子了。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岳丈、教育家张宗麟，他在鸣放时曾规劝过我，叫我注意社会影响。但反右斗争并没有放过他去，在教育部，他成了靶牌之一。不仅如此，就连他的儿子张闽——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也被卷进了反右漩涡，再加上他的右派女儿张沪，一家四个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个被定为右派分子，这个革命家庭在1957年被肢解、被撕裂。我悲助，我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之余，我想起历史上岳飞被押上风波亭，又想到明史中朱元璋火烧功臣楼。历史拉开了长长的帷幕，但把帷幕撕开，现实和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在报刊上被点名为右派的老前辈，不少是出生入死，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过血汗的人。看见有那么多的名人，被戴上了右派的挂冠，我这小小的萝卜头，反而在思想上得到了某种解脱。
这种近似于阿q式的心理平衡术，倒能给我一些*醉。因而，当那顶右派帽子在我头上旋来旋去，并渐渐逼近我的脑袋时，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8月21日的早晨，我奉召去参加市文联的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刘绍棠大会。会议室坐得满当当的，但却肃穆无声。当我走过椅子中间的窄窄夹缝时，许多目光都投向了我。文艺界的同行和各期刊的编辑，都知道我是刘绍棠最要好的文友，因而这种目光对我说来无异于一条条鞭子，从四面八方抽打过来。我难以改变昔日的旧习，仍坐在最不显眼的边座上。我发现绍棠早已到场，他端坐在我对面那条长桌的中央。他面前摆着一只麦克风——那儿是被审判者的席位。近两个月不见，他似乎消瘦了些，此时他眼睛盯着面前几张纸的检查，双手在用绒布擦着眼镜。
去市郊参加“社教”运动之前，我曾去光明殿偷偷看望过他。那天晚上，他异乎寻常地激动，因为在“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形势之下，昔日那些纷沓而至的座上客，都纷纷远而避之，而我却在这个时刻，叩门而进。
我告诉他我妻子已经先于我们划为右派了。
他十分震惊：“为什么？”
我简述了一遍后，他连连摇头叹息：“我有言、有行、有文章，不管对错，还能找着点茬口，她……”
“你真认为你的文章反党了吗？”我认真地问。
“现在是从效果追溯你的动机，而不是从你的动机，判断你的效果。”他侃侃而谈，“维熙，说句私房话，我认为这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投下的隂影，才对知识分子操动干戈。”
“被匈牙利事件吓昏了？”我问。
“所以杀雞吓猴。这真是中国的悲剧。”
连声叹息之余，我和他都沉默了。加上绍棠爱人曾彩美，本来不爱说话。屋子里静得如同没有人迹的沙漠一般。
“你要丢掉幻想。”许久之后，他说。
“可是周游叫我去摘‘社教’呢！”
“他的好心固然可敬，但这不是他能力挽狂澜的。”
“也许会出现一个意外吧！”
他苦涩地笑笑：“但愿如此吧！我希望你能幸免于难。”
我不敢久留。借着夜幕为屏，他送我到路口的汽车站，握手告别。他的手大我一轮，致使我感到这次握别格外有力。说不尽的难言之隐，都在这紧紧地一握之中了。
此刻，他那只手在擦着眼镜。不停地擦，可以判断出那完全是潜意识的机械动作。
“从维熙！你坐到靠前一点来。”有人招呼我。
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我平日喜欢坐后排边座，没有一个人过问。今天后排靠边的地方，还坐着王蒙、浩然、李希凡……以及者作家端木蕻良、李克、李微含……我很快理解了呼喊我的意义。
呼喊我的是市文联秘书长田稼同志。他有着敦敦实实的身体，白胖胖的脸庞，显得非常健康。可能是劳心太多之故，过早歇顶，因而在健康的体魄上，点缀了微少的老痕。当找遵命往前挪动席位时，他两只大眼睛专注地盯着我，仿佛我脸上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似的——对了！这天早晨我心里忙忙乱乱，只刷了牙，当真忘了洗脸。
和我并排坐在头排的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有邓友梅、陈模。剩下几个座位，上面坐着工人作家赵坚、高延昌、李维廉……还有《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反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北京日报》的代表是小个子周铁生。
此起彼落的批判之词，我今天已无法还原。反正紧紧围绕刘绍棠篡改毛泽东文艺路线而兴师问罪，是这次会议的主旋律我倒难以忘却。老实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罪名。在济济文坛，惟独牛犊子刘绍棠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直面提出了修正意见，冒犯了神的尊严，岂能得到宽怒？！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着实值得称道，不用田稼指引，都知道从哪儿下刀最为方便，多数文友，是直指政治立场这根命脉。尽管他们心里不那么认为，但嘴、眼、手谐和统一的激昂表情，却都表现得像是真的一般。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难辨的演员，他们扮演着令人肠断的角色。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他说：“他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3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我还说：“有一次，刘患肠炎，考虑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洁造成的，便带了些馒头下乡。”会议主持人当即指出我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我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但是，没过儿天，这些“艺麻”在报纸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报道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3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3万元而奋斗”。把他犯肠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着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绍棠的负罪之感。
当时，尽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涡灭人的良知。读报道后，我立刻给这位记者写了一封抗议信，指出该文扭曲了我发言中涉及的事实。可以想象，这种“抗议”的声音还不如一只蚊虫哀鸣，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后来批判我的会上，被指责为“这是兔死狐悲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奈何？事后，我将那份报纸保留了很长时间，我从字里行间，嗅出八个大字：“慾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这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要地位的文章，不仅漫画化了刘绍棠，更为荒诞的是，把几个素昧生平，和我毫无接触的人，都囊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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