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的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劳动。会同大楼中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张辛城、卜昭文、丁宝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陈德贵、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多。其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
王守清，是从部队转业到出版社当人事干部的。此人14岁就在晋东南沁县参加了八路军。因打日本作战有功，在1946年时，就当了碑上留名的战斗英雄。他身材魁梧，满口山西腔，他在陕北时是中央警卫师的小鬼头，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称得起是为了缔造新中国出生入死的钢铁战士。而反右派斗争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决斗，但他也被卷了进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王守清身上带有战争留给他的弹痕。这次，他又被反击右派的子弹击中了。
和王守清个头差不多，但没有魁梧身材的李滨声，不也是一个屈死鬼吗！盛夏时节，党中央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用卧车把他接走，在请他吃饭的席间，拿出许多剪报资料，请他根据资料为刊物画一幅漫画，《没嘴的人》（副题《老实干部奖获得者》）就是这么出笼的。脱稿后李将稿放在桌子上，被报社文艺部负责人看见了。说服了李滨声，先在《北京日报》刊登了；后来，《北京日报》首先向李滨声发难——他成了“阳谋”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批判会上，李滨声曾据理力争：“我并不是为报社画的，是你们要我在报上刊发的。”
对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让人民锄之！”
不能说不巧。1957年秋冬我们从事劳动的工地，是满清最后一个状元的家宅。《北京日报》说服了状元的孙女，把这宅院的地皮买了下来，拆旧宅，盖报社的职工宿舍。这地方名叫“状元府”，此时这些落难的“文武状元”干着刨地基、挖房槽、砸钉子、运砖瓦、挑灰浆一类的活儿。
195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街道上的树叶还没落光，秋天还没完全脱掉它的黄褐色衣裳，外蒙古卷过的寒潮就报到了。之所以能有这个记忆，是画家王复羊的劳动模样留给我的：十月末，他没有御寒的劳动服装可穿，穿着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还在皮领上围了一块白色垫肩。于是“右派贵族”的雅号从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举目四望，昔日那些摇笔杆、拿画笔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狈。嘴里总爱哼哼着约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乐曲干活的陈德贵，来工地不久就折断了眼镜的一条腿，折腿的那边，他套上一根线绳，被冠之以斯维尔德洛夫的绰号。看着自己，我也不禁哑然失笑。我身穿一件破大衣（这是我母親怕我冷，毁了一条狗皮褥子缝制而成的），上边溅满了泥点和灰浆，俨然像一个专职“泥水匠”。至于那些女右派，则一律敛起昔日红装，头上顶着蓝黑色带有耳扇的帽子，简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壮工一个模样。
女右派干的是把弯钉子砸直的原始简易劳动。分派活儿的人，确实是出于照顾婦女。但是在严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儿干这种轻活儿，还不如干费力气的活儿好。她们不断跺脚，用嘴哈气暖手；那边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绒衣穿了单衫。“状元府”名不虚传，修建这旧宅院时，地面搅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冻，丁字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小小土窝。再看看各自的手掌，几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医务所彭大夫不知是出于对这些人的同情，还是施行“革命的人造主义”，对于施舍胶布从不吝啬，因而每人手上都贴上了横七竖八的胶布条条，像是戴上两只污浊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个严冬下午，我赶上和王守清一块刨槽。这家伙干活也像打仗那样，抡起丁字镐来虎虎生风。“噗”的一声，一个硬土块溅到了他的眼镜片上，一只镜片顿时像太阳光的辐射线似的，在上边结网。我劝他去配一副新眼镜，他用浓重的鼻音回答我说：“配甚眼镜？这双眼睛长在我脸上都是多余的，我恨自己这双眼睛，当年没被炮弹皮炸瞎了呢！瞎了就甚东西都看不见了，落个心里干净！”
我不能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他根红苗正，虽说他也被划为右派，似乎还有某种发牢騒的资本；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身份应比王守清更为卑贱，不具备讲怪话的任何条件。可是，脑袋毕竟长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说，心里不一定不想。王守清这段悲愤的自白，当即让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个意大利的电影剧本《他们出卖眼睛》。编剧以极其含蓄的手法，用出卖自己的眼球的剧中人，象征并鞭挞那些对社会时弊视而不见，在生活中出卖良心的人们。王守清讲的这段“反动怪话”，当然缺少电影剧本的艺术曲线，但和那个电影剧本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仔细想来，这也怨不得那些人们，我们这些工地上的活标本，已对那些视力1.5的眼睛，出示了黄牌警告。时代需要色盲、声盲、情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眼无珠的人就应运而生。这是1957年反右遗传下来的癌症。
记得，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北京市委一位负责的人物，在一个大礼堂里作动员报告。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说：“我们要把那些隐藏在隂暗角落里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把北京变成水晶般的城市！”这些话虽然十分悦耳动听，并具有一定的鼓动力量，但是一个唯物论者忘记了唯物主义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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