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辛庄农场的几百名劳役人员中间，只有朱希是革命资格最老，对马、列理论接触最早的人。他的行政级别为十三级，比长治市一把手的级别还高出一截。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却在大辛庄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他是我进劳改队以来，见到的一桩最大的奇特冤案。也是知识分子中，以忠诚叛逆忠诚的另一种的典型。
朱希1916年生于浙江宁波，1938年入党于武汉。此前，他在上海从事进步书店的管理工作，是一个博览群书，有着丰富学识的人。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决定，在30年代的上海，他接触到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成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至1948年4月，党中央移师河北西柏坡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与朱希等几个人，也从石家庄到了西柏坡，他们在中央的指示下，筹划了进京后的宣传出版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2月6日，朱希是随中央宣传部进入北京的。他先后出任国际书店经理和文化部出版局图书审读处处长。他可谓是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革命，并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过血与汗的人。
50年代初期，他的工作一路风顺。在1956年的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感到共产党在领导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为此他虽然极受鼓舞，但因当时他的工作繁忙，他为没有鸣放的时机而感到遗憾。到了反右开始以后，他的思想开始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了，他认为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一大批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入反动资产阶级的范畴，是完全错误之举。特别是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国际书店经理时，储安平当时是新华书店经理；两人接触极多，他觉得储安平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派？朱希是个敢于进言的人，仅仅为储安平鸣不平，就够打成右派的了，更何况他本人对反右本身就持有异议，被划成右派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了。可是，朱希从一开始就拒绝扣在他头上的这顶桂冠——能不能这么说，此举成了他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之源？！
偏偏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开始了与最高领导人的争辩——“文革”开始后，这个朱希虽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进了天堂河强劳农场，他以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依然不改初衷不断上书中央。他不仅对反右运动表示异议，对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仍然直言不讳。后来，他经茶淀转移到长治大辛庄，对“文革”中的种种有悖人道的行为，仍然连连奋笔疾书。他上书的范围，不仅有与毛润之先生商讨的，还写下了有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纪事》一文——此时正逢“一打三反”严惩反革命分子的时期，朱希终于撞在枪口上了。
与毛润之先生不断商榷，在当时己然是无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抛出与林副统师针锋相对的《纪事》，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恶攻”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先是在农场里被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中的积极分子们，先用力揪起朱希的头发，使其双脚离地；然后由五大三粗的汉子，没头没脸地抽打他的全身。直到打得朱希高声嚎叫，使在场的会议参加者，心灵颤栗为止。打过之后，打手们用绳子从背后反吊其双手（在劳改队称之为“吊雞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一声惨叫，似乎他已经死了过去。然后，打手们把他往卡车上一扔，像是扔一头死猪似的——下一个节目，是武警押着他，在整个长治市游街。
多少年后，朱希在对我回叙当时的情景时，还感到毛骨悚然。他说：“不知道那根绳子是怎么捆的，我只感到两只胳膊以及双手，疼痛得失去了知觉。大汗珠子顿时从身体的每个部位流了下来。说是汗如雨下，没有什么过分，因为我的脚边，被汗水洇濕了一片。这么一吊，我的头立刻像葫芦上般垂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垂着头，乘着卡车穿过整个长治市的大街的。但是卡车没有拉我回来，而是把我拉到一个有大墙、电网和岗楼的大门里，我坐了牢。”
那儿是一座昔日阎锡山开创的模范监狱，是专门以关押共产党人出了名的铁牢。那是窑洞形的牢房，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通气孔。每到冬天，里边生火取暖，是没有烟筒的火炉——因为其不通风之故，有一次差一点儿把牢里的犯人全部熏死。多亏有人感到了头晕，请求监管干部放风——所有的犯人都到了院子里来，才算喘过一口气来。
与他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厂的厂长，也是一个老革命。他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兵器的流失，从而演化成长治的大武斗。但是朱希的上书材料，是通过农场革委会转呈中央的，即使是观点错误，怎么就成了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了呢——朱希生性刚直不阿，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因而，他拒绝检查，他认为五七年反右就错了，现在是错上加错。按着这位老革命的观念，共产党会自我修正错误的——因而他一直等待着农场来车接他回场。
第一年过了，没有消息；第二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他在里边一直当了四年多的囚犯，直到他被收监50个月的时候，农场才来人把他不明不白地接了回去。在这四年多的光景中，他连续不断地上书，因为新来的犯人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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