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丈量的！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在当年的8月底，我突然接到来自临汾地区文联的一封信。寄信人是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他约我在9月上旬，親去临汾一趟；往返路费，他们负责报销。对于我来说，这无异于一声惊雷——这是什么时候，怎么真的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劳改农场的人相见。我把信拿给陈大琪看过，他非常高兴他说：
“你去吧，这是大好事。”
我说：“人家只说是见见面，并没说别的话。”
“你怎这样麻木，他写这封信来，至少要经过临汾地委。不要看只是几行字，这是一路绿灯的表示。劳改局虽然还没有下文通知农场，这是迟早的事。你月初就去吧，路费不够先从我这儿拿。”
“我有路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事来得不适时令。”
“你来山西七八年了，你没感到山西人有一股子敢想敢干的精神吗？”
大概是在我临行之前的前两天，陈大琪来窑洞找我。他告诉我，农场已经接到了省局的指示，放我出笼。至此我心上悬着的石头，才算是落在了地上。去临汾那天，我洗了个澡，又换上了一身干净衣裳，在同类的祝福声中，到永济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在车过曲沃的时候，我想起七○年的悲怆往事。此一时，彼一时，昔日被戴上手铐的我，此时要走向新的生活了。
是梦？
非梦！
在临汾，郑怀礼在临汾宾馆接待的我。当我走在大理石铺就的地面上时，真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当天，郑老请我喝的是竹叶青酒，他光头赤脸，脚上穿着一双布鞋，一副十足的老农模样——但是他已经在文联工作多年，是一位30年代的老地下党员。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来吧，我们临汾需要你。当然，现在要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拿出点‘舍得一身剐’的劲头。调你来临汾工作，是我最后签的字。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就这。只是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能有什么要求呢，一个劳改了近二十年的人，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已然是“天方夜谭”中的故事了。因而回到农场以后，我就开始了走向新生活的准备工作。那些天，我经常去陈大琪的办公室里闲坐；由于我的离开，已经成了定局，◆JingDianBook.com经典书库◆便少了过去谈话中的一些隐语。他说他在劳改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许多年了，但是能够离开劳改系统的劳改人员，我还是第一个，因而要我一定珍惜这次的调动——没有山西老作家们对我才能的器重，就没有可能离开这里。
我对他一年多来的关照，再一次真诚地表示了谢意。
人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要离开劳改队的消息不胫而走。我不等昔日的朋友们来看我，便主动地去到其他分场看望了他们。但是我心中最大的愿望，是去看看黄河。来伍姓湖时，只是坐在火车上眺望黄河，此时此刻我想坐在她的身旁，听一听她的涛语，看一看她的浪花。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先骑车到几十里地之外的浦州中学，去探望我别离了数年的姑姑。然后在归途上，我一路南下骑车到了黄河之滨的风陵渡。
可能是夏季汛期刚刚过去之故，黄河之水比我冬日过黄河的时候，流量要大一些；但是对比“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年代，仍然令人神伤。坐在河坡上，我看着那滚滚东流的浊浪，记起了“文革”早期发生在这儿的一个故事：一辆从山西北方开往这儿的长途汽车，当车快要开到终点站的时候，司机突然停下车来，向全体旅客问道：
“谁是‘黑五类’，给我站起来！”
当时乘客都以为这是造反派要盘查身份了。几个出身不好的乘客，赶忙站了起来——因为在那个盘查祖宗三代的年月，说了假话是要格杀勿论的。
“剩下的都是造反派的好同志了？”那汉子又问。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车上的革命派，有的背诵起毛主席的语录，有的扬起胳膊上的红箍。
售票员觉得有点怪异，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而且她知道，司机本人和她出身也并不好。还没等她醒过闷儿来，那些黑五类已老老实实地下车了，她正想询问什么，那司机猛然把她也推下车去；然后他加大油门，开着那辆汽车飞也似地朝黄河岸边开去——在乘客的一片惊叫声中，汽车从河岸跳了起来，在半空中悬浮了片刻，便飞进黄河河心去了。直到这时，那位售票员和“黑五类”们，才明白了那司机让他们下车的原因……
这个流传于山西的故事，我到曲沃时就听人说起过了。此时，我来到了事发的现场，已然空空蕩蕩什么也没有了，黄河水面上只有几只不知名的水鸟，在浪峯上飞来飞去；它们或许是那些红五类的冤魂，在吱吱喳喳地倾吐着并不久远的过去。是吗？我是什么？我是死而复活的一颗黄河尘沙的精灵，在历经生命的血与泪的洗礼，我对母親般的黄河叩谢养育之恩后，道出了一个黄河子孙的心声：
“我的生命图腾，我像每一个黄河后代一样，祝愿您的青春再染，水碧浪清！”
“我不是在编织一个梦，而是对您的真诚祈祷！”
“这不是我一颗苦难灵魂的声音，而是您怀抱中无数精灵的呐喊！”
在火车路过黄河的时候，我没能看见黄河日落；此时此刻身在黄河之畔的我，却看见日落黄河之中的景象了。随着太阳的西沉，黄河河面上渐渐变成血红血红——这种色泽，我首先想起了“文革”中流过的血；而后，我觉得我不该这么沉溺于悲伤，我把这种血色看成您的又一次分娩，这鲜红鲜红的颜色，或许是您在竭尽全力孕生时流出的血浆——您在分娩着一个新的中国……
回到农场时，已是晚上8点钟。王臻和朱效梅正因为我迟迟不归而心急，我告诉他俩，我是叩见黄河去了。他俩在骂过我是疯子以后，告诉了我一个使我更为震惊的消息——毛泽东于当天逝世了。毛病故于9月9日，他们是从广播中听到的，农场已经宣布，一周之内不许吹拉弹唱，以示哀悼。我记得农场是在9月15日的下午，举行对毛的祭典活动，适时大雨倾盆而落。我因那两天身体不适（按朱效梅的话说，我是在叩见黄河时遇到了水鬼），没能参加这项活动。紧接着的事情，是统计工作的交接，临汾地区文联的梁德喜和苏家栋两位同志，先后两次来场办理我的具体调离事宜。待一切事都办理完毕时，已是10月上旬。
这个时刻，一个最为振奋人心的事情，就是10月6日王、张、江、姚的被捕。10月7日我和王臻就得知了这一消息——有一个“二劳改”偷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这一消息立刻在劳改队中传开。当天正好临汾文工团团长苏家栋来伍姓湖，他当时还不知道的重大新闻，我们就知道了。当晚我和王臻，朱效梅以及苏家栋，在我住的那问窑洞，为这一国家幸事举杯畅饮。那天，我们4个人中间，醉倒了3个——只有朱效梅因为在喝酒时忍不住手舞足蹈唱起了折子戏《风波亭》，待他想喝酒时，酒已被我们3人喝光，而没有醉倒于窑洞。
告别伍姓湖的前夕，我特意去陈大琪的办公室辞行。
他有些惜别地对我说：“在这儿，有甚的对你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能谅解，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这儿也是专政机构。”
我两眼酸胀，眼泪几乎要涌出眼帘：“陈指导员，您给我的帮助，我将牢记终生。您在我劳改生涯中，是我从内心敬重的第三位劳改干部。”我对他讲起了曹茂林与董维森，在我困顿的往昔，给予过我帮助。我说我把这种帮助，看成为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我们这个受难群落的。而一个专政干部，所以能这么对待被专政的知识分子，都是对社会有着独立见解，并敢于把这种见解付诸于行动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派了一辆马车，送我上火车站，并叫王臻跟车，以便于往火车站搬运行李。其实王臻昨天就没有出工，他帮我收拾东西时，要我给他留下一点纪念，我觉得实在无东西可送，便把最爱读的果戈里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留给了他。我说我也要保存一点劳改的生活纪念，在晋普山煤矿使用过的那口水缸和那把我下井“敲帮问顶”时用的长柄儿小锤；大辛庄农场我挑水用过的扁担、镰刀、铁锹，我都要带走，请他给我捆绑好了，运往临汾。
“算了吧！你这辈子是不是还想再接受一次劳改？”他戏谑地说，“就是将来你当真又折进来，劳改单位是有劳动工具用的。”
“不行，你必须帮我捆好。我带走它，日后会给我增加力量。”
到了车站，水缸和铁锹等物，必须托运，不能随车而行。王臻和车把式都劝我，不要带走那些破烂了。我则坚持托运到临汾，因为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舍弃它们，就意味着忘记过去（后来，我平反后回北京时。又把它们带回到京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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