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一点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领。古来早就有“逆来顺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过把它更加具体化了而已。
另一个对我有影响的人，是个右派同类。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戏剧学院声乐系教师。他在土城的任务是指挥各个号篷里等待发配的人唱歌。徐脸庞消瘦，下巴颏尖尖，但却有一双圆而明亮的大眼睛。60年代初期，社会还不太时兴留长发，他脑后留了长长头发，在他指挥“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时，不时甩动一下披落到额头的散发，无遮盖地显示着一个落难艺术家的风姿。他年纪大我一轮开外（1960年我27周岁），眼角眉梢布满了中年人早来的褶纹，尽管他指挥牛鬼蛇神合唱时，眉字间，总要表现出喜悦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亢奋背后隐藏着悲凉，就像舞台上的悲剧角色偶尔也露出欢颜一样。
记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报记者编辑岗位时，在文化生活版曾读到过艾青一首诗作。诗的大意是这样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却咧嘴在哭；那黑人的小女孩明明过着极为贫困的日子，却偏偏在笑。由此诗推断开来，“逆来顺受”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哲理之一，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只不过在世界的一角土城，这种生活哲理得到了强化，也只有强化这种本能，知识分子才得以生存。
后来，我逐渐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坛，并取得社会上的承认。解放后，中国舞台上许多的后起歌坛名流，都受过他的指点。他音域宽厚而洪亮，音质中还有劈裂感，很适合于演唱男中低音，但在这里他要走串每个帐篷，指挥着那些音盲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唱再唱，唱个没完；间或有集合之际，徐恭瑾则站在土台上，指挥土城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时，他显得英气勃发，真像个乐队指挥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着的管教股长。劳改队长，也对他投以赞赏目光——在这一瞬间，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骆驼，群山中的珠穆朗玛峯了！
这种情绪对我是个强烈的启迪。他启迪我要坚强地活下去。至于那爬满破皮祆的虱子，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个健康的人，让它拼命吸吮血浆就是了。同时，心头升起了强烈的愿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龙江，无论去哪个劳改点都行，在这不见天日的棉帐篷里打发日子，憋得心里难受。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发配的人的共同心愿。终日的盘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使帐篷里凝聚了烦躁的气流，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占卜去处，有的在半夜的睡梦中叫喊起来：“叫我去劳改吧！黑龙江兴凯湖我也愿意去！”
我不知土城的劳改干部是否有意等待这样的契机。就如同被久困在笼子中的野兽，一旦出笼，它们会产生千百倍的疯狂奔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刻，待发的囚徒才会自愿地奔向条条驿路，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各种苦难的惩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离开土城的讯号终于传来了：先是在空旷的院子里响起哨子声，接着传下口令，各帐篷里的人一律到空场集合，听候训令。
那天天空隂沉，天上还筛着雪粒，我穿着那件破皮袄，站在三号帐篷的队伍当中，遥看周围，同类们个个面露期待之色。仿佛大家面临的不是去经受长期劳役，而是马上要释放回家似的。这天队伍排列得十分特别，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块的密集队形，而是单行排列，每个单行之间，都留有约两米宽的空隙，好像有什么人要从这空隙间通过，就如同国宾检阅仪仗队的那种阵势，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不知什么人的检阅一般。
汪老头铺位挨着我，站队也紧挨着我。他低声说：“真要离开土城了，还不知你我运气咋样呢！”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他的话。
“这是劳改队来挑人了，只是不知哪儿来的！”
“不是‘连锅儿端’吗？”
“哪个劳改队也不愿意要老残！”他在为自个儿忧心。
原来行列之间的空隙，是为来挑人的劳改干部留的路，并不是所有的土城人，都能离开这地盘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惶惑感，万一要是挑选不上，还要在棉帐篷里呆下去，那简直是一种最严酷的惩罚。
一些“二进宫”、“三进宫”的流氓、扒窃，倒是神态自若。他们在队列里探头探脑地张望，好像对他们能被来者选中，从而离开土城充满自信。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去留之间，而在于去的地点。团河、清河……是带有“河”的都愿意去，因为这些劳改队都离北京不远；他们最怕带“湖”字的劳改队，比如兴凯湖劳改农场地处黑龙江的中苏边境上，冬天雪飞像“大烟炮”，一年有半年过冬天。严冬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使他们望而生畏。更使他们心悸的是，兴凯湖远离铁路公路，到了那儿再想逃跑难如上青天，而这些年轻的刑事罪犯，虽然认起罪来是卖盆的进村———套一套的，但又不甘心于在劳改队受苦，不然怎么会有“二进宫”、“三进宫”呢！
我也十分怕去兴凯湖。我并不怕那里的严冬，50年代我跟随北京青年垦荒队去过北大荒，体验过那儿的冰天雪地。对于感情上无牵无挂的人说来，那儿是一块远离凡尘的绿洲净土，无论是冰封雪飘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季，那儿的风光都是很迷人的。我之所以怕去那儿，是为老母親着想，兴凯湖和北京相距几千里，她去探望一次儿子，至少要有半个月的行程；弄得不好，她那条命会埋在漫天飞舞的“大烟炮”里。要真是兴凯湖劳改队来挑人，那也只能感叹自己的命苦了。
土城劳改干部出现在队列的尽头，旁边走着一个陌生的人。矮矮的个子，车轴一般粗壮的身体，他没穿着和土城劳改干部一样的蓝棉大衣，而是披着一件绿色的山羊毛的大皮板子，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狗皮帽子。他那穿着打扮和他的身段以及威风凛凛的神气顿时使我想起电影《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我的心一下子如同结了冰，浑身每个毛孔似乎都在往外冒着寒气。还用问吗？这一定是兴凯湖来挑人的劳改干部了，那些“佛爷”（小偷）及“氓爷”也从来者的打扮上，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不吉利，用行话低声地骂开了大街：
“×他媽的，咱爷们儿怎么这样倒霉！”
“是‘湖’里来的‘雷子’！哥几们认命吧！”
“该在‘湖’里淹死的，进不了‘河’汉子！”
“从‘大轮’（火车）上撒丫子！”
“黑枣（子弹）会叫你脑瓜开花！”
来土城不过半个多月的光景，我已经能听懂这些“行话”的意思了。这些“二进宫”、“三进宫”的“天不怕”，虽也是网中之鱼，但是他们敢于钻网。用血肉之躯作赌注，去干他们想干的营生，可是队伍里的知识分子，却少有这样的“勇士”。他们乖乖地站在队伍之中，惶惶然地转动着目光，如同一只只即将摆上祭坛的羔羊，端肩缩脖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土城的那位面孔黧黑的干部，陪同那个外地来客开始在队列中穿行了。那“杨子荣”目光像打量摆在两边的白菜、萝卜一样，用手指点哪个，哪个就是被他选中的货物，要离开队列向前跨上一步。倒也省事，不问姓名、案由、职业……一切删繁就简。不一会儿，单行队列就变成了双行，甩下的尽是老、弱、残、缺。当“杨子荣”披着山羊毛大衣出现在我们帐篷的队列中时，我仔细地看了他一眼，除了威严如故之外，我发现他脸上生有许多麻子。我迅速地低垂下头，尽量装出卑琐的病号神态，心里默念着：老天有眼，千万别让他选中了我。
“抬起头来！”
谁知道他在喊谁？
“叫的是你！…
我只好抬头。
他目光如同一道闪电，在我脸上烧了一下。接着，用手指点了我一下：“站出来！”
我被看中了。
往前跨了半步。
当天晚上，睡前来了两道指令。第一道是被选中的成员和没被选中的成员分家。那个汪老头儿和我分开——他属于老、弱、残、缺之列。第二道指令是明晨早起，先把行李装上卡车，人员随行李车开拔。到底是不是去兴凯湖，不知道；没人告诉你，劳教机构任何一次人员调动，都是个闷葫芦，进行没有必要的例行保密。
记得，第二天清晨，我们是乘大轿子车抵达火车站的。土城用大轿子车送我们，绝非出自于怕我们承受不了五更苦寒，而是有车窗玻璃，可以防止囚犯跳车逃号。令人费解的是，车行方向没有朝“北京站”和“永定门”车站行驶，而一直驶向了西直门车站。车站上，武警战士架着机枪，如临大敌般地早已严阵以待，没容我们在站台上停留，就被强令立刻上车。
第一件事就是点名。土城劳改干部和领人的劳改干部，每人手持一本花名册逐个地清点人数。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意味着收容所的任务完结，车上如有跳车的逃号，那是领人方面的责任了，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故，车厢两旁的汽门，早已站好了押送我们的武警。直到这时，那个长相很像打虎上山杨子荣的劳改队长，才向我们透露一点口风，他跳上车厢的坐椅高声宣布说：“我是来接你们去改造的队长。听说，你们心里一直打鼓，说我是兴凯湖来的，现在，先出第一张安民告示，我不是兴凯湖来的。至于从哪儿来的，又领你们去哪儿，到地方你们就知道了。我只告诉你们一点，那地盘离北京不算远也不算近，反正比兴凯湖要近得多。”他发布完安“民”告示，紧接着是一项通牒令：“你们都放老实一点，车窗一律不许开，开一条小缝也不许可；现在是冬天，打开车窗容易感冒。告诉你们，谁要是找开车窗，哪怕是一条小缝，就要按逃跑论处。我们不怕个别坏蛋跳车，你跑的再快，也没有子弹的速度快。听明白了吗？”
先是安抚。
后是警示。
这一切都为了在行车途中不发生问题，即使大脑属于低智，也能对这刚柔并济之策有所体察。特别是第一道安“民”告示，对喧嚣騒动着的列车，显然起到了镇静作用。只要不去兴凯湖，这就是最大的喜讯，因而车厢里还升腾起一点点欢快气氛。那些对劳改单位并不陌生的刑事犯，掰着手指头算计着我们的去处；几经议论，终于揣摸出来我们要去的地点：那儿既非“湖”，也非“河”，而是地处居庸关外新建的劳改点——营门铁矿。我们要在四面来风的山口子康庄下车，据说营门劳改矿山，离康庄有四十多华里。一出关就是塞外，我们是要去塞外山洞洞里去脱胎换骨了。
有个亡命之徒迅速打开车窗看了一眼，说这列火车是开往张家口方向去的，去张家口又必经康庄，我们要去高山大峒开铁矿是定而无疑的。果然，不一会儿站台上架设的机关枪搬走了，旅客开始涌上站台，也登上了我们这列火车，同时女广播员的婉转歌喉鸣响在车厢：“各位旅客请注意，这次列车有几节车厢是专列。上边的成员是被押送去劳改的专政对象，对此乘客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我不禁哑然失笑。专政对象乘坐的几节车厢内两头都有持枪把门的武警，何以会到其他车厢里去捣乱破坏呀？不知历朝历代被流放塞外的人，除了木枷和押送的武士之外，是否也要制造出一种瘆人的气氛，使你的灵魂时刻处于惊颤之中？！
列车徐徐开动了。我落泪了。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返京华！也许砸死在劳改矿山，也许病死在什么改造驿站；即使能活下来，也可能意味着和文学的彻底诀别。在车轮的滚动声中，我的思绪异常复杂，老母親、病妻子、小儿子……以及许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现在那块车窗玻璃上。我不知妻子张沪是否还在土城等待发配，前几天晚上，在一次晚点名之后，那位皮肤黧黑面孔敦厚的劳改干部，点到我的名字时，曾停顿了一会儿，他说：
“你过去是个青年作家？”
我受宠若惊，站得笔杆条直地回答说：“是个记者。”
“你老婆也在土城？”
“是。”
他刚要继续往下点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问道：“能叫我见一面吗？她身体有病……”
“当初你们不坚持反动立场，何至于有今天的下场！”劳改干部不正面口答我的请求，反而朝我心脏部位刺了一刀，“记住，这儿不是什么施舍仁慈的地方，更不施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惟一的前途就是脱胎换骨，等你们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
听了训政本该知趣地坐回地铺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觉仍然支配我讲了这样几句话：“队长！能不能把我们送到同一个劳改队去，不然我母親探视儿子和儿媳，还要跑两个不同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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