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村不村、镇不镇的地方，紧靠着永定门外的铁道，每日可见绿色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风驰而过。每次列车隆隆驶过，我都意识到自己是个在列车拐弯时被甩出车厢的乘客。好在这儿离家近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过剩的忧愁，始终像影子一样追踪着我。使我心灵震撼最大的是梁沙军之死。记得张沪躺在病榻上时，他曾去探望过她，并笑嘻嘻地对我说了好多宽心的话。张沪过了死亡的三八线，他却叩打死神之门了。
他生性乐天，一不会去像王守清那样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会像张沪那样去服用过量的安眠葯。他追求生——但是他偏偏第一个离开了右派群体，不知是不是命运使然，他的尸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恋过的八宝山人民公墓。
对于刚刚返城的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颗炸弹。当时，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于报社大楼，作年终改造总结，梁沙军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话题。之所以如此，还与沙军的死因有关，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非命。我和张沪以及骆新民、赵筠秋等都心如吞铅般的沉重。首先对沙军之死愤愤不平的是骆新民。他是留在报社内部劳动的，最了解他死于非命的详情。他悲恸地告诉我们：沙军是被一辆小卧车撞死的。9月9日他下班从东单骑自行车回家，当自行车运行到灯市东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见绿灯向左拐时，迎面一辆小卧车闯过红灯急驶而来，梁沙军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出几米远，他的头沉重地摔在了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阶上。
在我看来，梁沙军和王复羊在右派群体中，品质属于最纯的两个。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这种品质上的霉斑绝对和他俩无缘。批判别人时他俩或缄默元言，或称“不知其详难以发言”，决不讲什么违背天良的话以求自保。此时，这两个人一个去了边塞，一个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简直难以言表。我妻子张沪尤为动容，她为粱沙军的妻子晓英的处境而潸然泪落。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和赵筠秋、骆新民一块去梁家探望晓英，沙军老母神情呆槁，银发散乱；而晓英嘴chún翕动，泣不成声。这个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母和儿媳两人，本来晓英曾怀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儿因病流产，从此再没生养。望着这老母和儿媳，我仰心碎；听晓英讲起梁沙军身亡后的善后处理，又使我们愤然不平。现将当时谈话追记如下：
“沙军骑车违反了交通规则吗？”
“是汽车闯的红灯。”
“是什么单位的汽车？”
“说是公安局的。”
“怎么处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机呢？”
“没听说给什么处分。”
“难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
“说……是……说是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忿然说：“我去找报社领导！”
“你是什么人？”张沪说，“你和沙军身份一样。”
“难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条狗也不能这么处理问题呀！”骆新民说，“这事情最好由晓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权利讲话。”
赵筠秋提议说：“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办事！”
“法律在哪儿？”张沪反问赵筠秋，“你犯了哪条法了？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难道不是吗？法律究竟在哪儿？我们泛泛地空议论一番，竟元一条良策献给晓英。最后大家理智苏醒之后，觉得要求处理司机，等于白日说梦。因为惩处与不惩处司机，没有人通知你，还是我记起来沙军在人民公墓观看墓碑时，曾开玩笑他说过，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们为他集资修个石棺或水泥棺柩，让开车肇事撞死沙军的单位，给他弄个水泥棺柩，沙军在九泉之下或许会安心些吧？我们把这一点告诉了晓英，晓英也认为可以带着这个最低要求，去和报社商量。
我们等待着她的消息。我甚至认为肇事单位即使出于低标准的人道主义考虑，也会答应下来的。因为这只要几袋水泥，几个工匠浇灌一下，并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两天之后，晓英慌慌张张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诉我们说：“真糟！报社×××问我为什么早不提出这个问题，偏偏现在才提出来。我……我……这个人不会讲话，说到听你们谈起沙军生前有这个要求。×××顿时火了，说这是右派搬弄是非，还要找你们个别谈话哪！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几个顿时瞠目结舌。其中。尤其以骆新民最为惶恐，因为沙军死于非命的详情是他对我们讲起的。第二天上午，×××出现在我们的总结会上，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脸板得如同一块石头，说：“在思想总结期间，还有那么几个反改造分子拨弄是非。这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阶级感情问题，更是煽动梁沙军家属闹事的大问题。”
会场鸦雀元声，大家都被这种无限上纲而威慑住了。右派中的那位“头人”带头发言说：“在我们这个改造集体中，确实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这几个人不仅仅对梁沙军之死没缝也要下蛆，对大跃进，对总路线……都有他们的反动看法，在这次年终总结会上，希望这些人竹筒倒豆子，把这些都抖落出来，加以认识批判。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着。“头人”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