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随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车。这种“反改造”的顺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我至今仍记得，那大会的召开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体成员集合于队部前的一块空地上。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会议，但是那阵势显得与往常集合不同：矿长来了，管教股长来了，劳改队长来了，内勤干事来了……矿长的开场白告诉我们：今天是对全体犯罪分子，宣布劳教期限。
平日集合，喧闹不止；今日开会，鸦雀元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符。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分的，一不强制你剃光头，二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却和劳改划了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叫我们“劳改犯”或“二劳改”。
尽管如此，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劳动教养”期限短一些。所以，肃静的会场上，都在倾听着命运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干部是管教股王股长，他宣布的顺序是半年、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为最短期限，三年为最长期限。半年、一年的名单很快就念完了，还没有念出一个右派的名字。到此，营门的十几个右派面面相觑，都知道自己是获得最长劳改期的人了。这真是“好好干、闲扯淡”的具体验证。特别亵读法律的是每个人的劳改期都从即日——5月25日起计算，那么在“土城”和在营门服劳役的半年时间，算白搭。噢！原来法律是根儿童玩耍的猴皮筋，愿意拉长则拉长，而这些据说是经政府政法部门审定了的，由执行法律的劳改干部宣布它，简直是那个年代一幕最荒诞的政法界头头们强姦法律的恶作剧。
我们这些沉沦社会最底层的右派，本来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层，又被权法合一的所谓法律，再次强姦。可悲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悲凉，还幼稚地推算着：三年，不过1095天。苦苦熬过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了，就可以从另册公民还原到正式公民了。这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无知，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的人们一经有了“前科”，就别做再想回到伊甸园的梦。那“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将永远把“另册”人员打入地狱。
会后，几个老右偶然在厕所或工地相遇，一边抨击已服劳役的时间没被算到三年期限以内违反天理，另一面又庆幸到底有了个盼头，觉得这是“无期变有期”，谁能想到诡辩术还能把“有期变无期”呢！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当时正好收到上海寄来的食品邮包，在星期天休息时便叫上我和徐恭瑾到一个背人的墙角去“聚餐”，糕点很少，我记得每人吃上几口就吃光了。但在那个年月，仅此一点已经属于违反改造条例的“彼此拉拢”了。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对形势分析说：“三年后，我们单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
“是不是用小卧车？”我挖苦他。
“部里工作需要我！”
“你比彭德怀还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观调子，“别说缺了你一个翻译，就是缺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小道消息说彭德怀倒了大霉，中国这列火车不是也没翻车脱轨吗？”
“党的政策明明白白写着‘既往不咎’么！”程海炎仍然固执地申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写在《人民日报》社论里的！”
“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后，但愿我们都划到可以团结的范围以内！”
三个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点心渣子往嘴里一扬，我们各回各的宿舍去了。劳改队的星期天是最最无聊的时日，没有书看，没有棋下。年老一点的多在炕上缝穷，把衣服补丁补得层层叠叠，因为天天跟矿石打交道，费衣服费鞋；年轻的“哥儿们”，则躺在土炕上侃大山。内容不出两个内容：一吃——聚在一起精神会餐，从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到西四牌楼的炒肝、东四牌楼的豆腐脑，一边谈着一边蠕动着喉头，把馋水咽下肚子去似乎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二色——流氓对女性的专称为“圈子”，他们谈女人的胸脯、屁股、大腿……语言下流婬秽，不堪入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檐外，眺望铁丝网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从这里南望，能迷迷蒙蒙地看见长城。往西看是山，往东看是山，往北看还是山，使人倍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间的狭小。据这里的一个老号告诉我，在劳改部门，他到过一个特殊角落，那儿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里边关着一些男疯子和女疯子。有一度他曾在那儿值班把门，一天管女疯子的女劳改队长跑来求援，她说有一个女疯子用扫帚沾上黄屎，满院子追打同伙，连女队长也不敢接近她。这个老号进了院子就吓了一跳，原来这个女疯子浑身[一]丝[*]挂，高扬着手中的屎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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