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1927年）
一、1924年2月
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传统，五大银行行长，每年都要抽出一天的时间举行一次聚会。平时他们一直忙于劝说他们的客户接受贷款，向大家解释银行业务的理论依据；而在这一天他们却可以抛开这些繁琐之事，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以语言为武器，畅谈他们的观点。每逢此时，大家都怀着浓厚的兴趣。这种聚会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们都是金融界的代表人物，提出的都是关于金融的时尚蓝图。那么，关于货币政策，他们在这一年里说了些什么呢？
只有威斯敏斯特银行的华尔特·利夫先生一个人完全没有发言，其他的四位都讲了一些。他们四人分成了两对：一对是劳埃德银行的波蒙特·皮斯先生和国家地方银行的哈里·戈申爵士，在他们看来，讨论这些事情是不合时宜的，或者至少是令人讨厌的；但是另外一对的巴克利银行的古德纳夫先生和米兰德银行的麦肯纳先生却绝对不反对讨论问题，而且大胆地参与其中。
我已说过，皮斯先生反对思考，他把这称作“精神机能的耗费”。他希望“直截了当地面对事实，而不是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绕过事实”。他认为由货币数量理论引起的那些问题，有空想、也有实质的成分，“在价值方面，后者当然不会亚于前者”。总之，金本位已经被列入了道德或宗教的范畴，在那里，自由思想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地位。他接着说道：“就任何一个普通的联合股份银行而言，我不相信它是有意识地把政策的决定建立在纯粹的货币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它主要关注的是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至于是否要遵守某一理论，却不在考虑之列。它的行为不是商业活动的起因，它是跟在商业活动的后面，而不是走在其前面的。”我认为，从大体上讲，这段话倒是对事态的一个正确解释，皮斯先生对这一点的强调，是他发言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由于联合股份银行反应中的无意识成分，才使英格兰银行关于各银行余额和贴现率方面的政策，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皮斯先生的结论是，他在目前不赞成采取任何步骤去建立任何一种本位制。不过，他却“希望将来能逐步回归到金本位，尽管它存在着某些缺点和困难，但事实上它在过去的运作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哈里·戈申爵士的发言比皮斯先生更胜一筹，他所讲述的令人愉快的一节值得全部引述：
“我不禁想到，近来有关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相对优缺点的不负责任的讨论实在太多了。这类讨论只会引起我们邻邦的猜疑，疑心我们是不是要在两者之间选取一个。假使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一切顺其自然吧！”
面对这些天真的感情表露，我们是发笑好呢，还是发怒好呢？也许最好的方式，还是让哈里爵士也“顺其自然”吧！
让我们把这两位未经世故的老[chǔ]女丢在一边，来看一看古德纳夫先生和麦肯纳先生那既富于理性、又无所顾忌的畅谈吧！关于当前的政策，两者的看法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一致认为货币政策是可以决定价格水平的，因此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应当遵循的方针是多思考、多讨论。古德纳夫先生侧重的是银行利率，而麦肯纳先生侧重的则是掌握在银行手里的现金资源的数额。他们都反对这个时候恢复康利夫委员会的通货紧缩政策。他们都以国内情况而不是外汇作为信用扩张或收缩的依据，不同的是，麦肯纳先生主要关注的是就业水平，而古德纳夫先生特别关切的是国内价格的稳定。后者说：“关于通货问题的意见，总结起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应当是在通货和商品之间尽可能地保持现有的平衡状态。”他们两人对于价格的适度上涨，都不十分反对，但前提条件是（根据麦肯纳先生的观点）国内的生产性资源还没有达到其使用限度；或者是（根据古德纳夫先生的观点）这种价格上涨既不是由于投机性的商品囤积，也不是由于英国价格相对美国价格的上涨。麦肯纳先生建议目前的政策应当是“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实行一条中间路线”，同古德纳夫先生一样，其目的在于在一定的限度内取得一般价格的稳定，并谨慎使用货币政策来减少信用循环的弊病。关于我们提议的最终目标，他并没有提及，不过从他的发言可以看出，他并不反对把上述目前的建议作为长远的政策。他说：“商业发展的兴衰起伏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明智的货币政策却能够防止循环运动走向极端。在膨胀式繁荣下的过度投机行为，以及长期萧条下的贫穷困苦，都是可以避免的。它们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灾难，并不是我们必须服从的、无法理解的或无法阻止的。”另一方面，古德纳夫先生虽然不主张在眼下实行金本位，但是他在上面所引的发言中继续讲道：“……尽管我们应当始终牢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回归金本位。”同时，他希望美国发生通货膨胀，通胀的程度正好使英镑恢复到战前的金平价水平，而不致使英镑对商品的现存平价产生任何干扰。
麦肯纳先生的发言特别精彩，也许是他一系列著名讲话中最成功的一次。他对我们货币体制的运行进行了清晰明了的解释，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部加以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有关此次发言的原文。但是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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