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之平生所留给我的印象，只有借重王伯祥先生在沪时与我说的那句话：“济之真是北平话的老好人！”
无论与谁，相处久了，难免看清楚他的喜怒欢忧的真象，他有时要自加掩饰也不可能。但从我认识济之时起（记得那时他不过二十二岁）没曾见过他有过分的喜怒表现，所谓“狂欢”，“盛怒”自然显不出来，就连一般人稍稍抑制不住的情感上的波动却也少有。并非他的“城府深”，会做作，他这样沉稳坚定的天生性格在朋友群中如此，在他的家庭中并无“二致”。
他的确够得上是位“规规矩矩”的老实人！我自己纵然想勉强学着在面容神色上不表现情感的激发，但总有使人易于触着的锋芒，有时沉默过度，甚至终日不愿与人交一语，高兴得有时便忘了他人在旁。而济之却不须装扮，不用抑制，任何时，任何地都是“天君泰然”。任何忧虑难得锁住眉峰，任何畅快不易使之放纵，既无疾言、厉色，也无些微致人难堪之处。这并无关于修养，是他的个性如此。别位朋友即愿加意摹仿也不能及。再则，他的“心”太坦然了，清清白白，称得起“光风霁月”。
虽然他具有“老好人”的完全资格，可是对于世务人情他也胸中雪亮，坚毅自持，万不会东决东流，西见西淌，不加辨别，随人步趋。有他的所见，有他的是非，他轻易不宣之于口，保持起来却又异常确定，不易为他人说动。是“古板”也是“自有主张”。
济之不是世俗的所谓卓越“天才”——我可以冒昧地这么说。我想，许多与他热切的老友不至有何异言。他一生“弄”笔墨时候并不算少，但未曾有过任何种“创作”，即连一首小诗，一则评论的笔记等也似未有遗留。说他绝不会创作是不对，他一生对于不怎么擅长的绝不炫露。因他对一切认真，即当少年时期，若在他人有他的那样好的俄文学类书籍的广搜博览，启发所及，除译述外总不免抒写写自己的印感，何况，他的文章，早有基础，书也读过一些，下笔并不困难，为什么当蓬蓬勃勃的少年期只作“哺饭”活计，不自发挥？这一点正可证明我所说的他那种本性。
记得几近三十年前，他在北京外交部所设俄文专修馆读书，恰值“五四”运动以后，北平的新文化刊物风发云涌，成为全国“新”运动之中心。当时，俄文书籍难得有人译述，尤其是俄国的文艺著作，只有几个习俄文而程度较高的学生能读能译，而济之便是那几位中的一位领袖——后来在商务出版的《共学社丛书》内济之已有译文。除却白话译文外，我曾在他的书房里见到他用简明爽隽的文言译的一种俄文小说（后来未有印本想又改译白话），即使当时的老人阅过，也许想不到是出自一个青年学生之手。这也是我所见过的他的唯一“文言”文章。
他的为人正与他的性格一样，和平中正，不肯屈己，不愿炫耀，更不能走一点的迂回道路，或以种种方法手段达其目的。他出身于俄文专校，又有外交部的“大道”。以当时俄文人才之缺乏，从二十几岁入外交部学习起直至抗战，虽然按资升调，却未得在中俄外交界上显露身手，只是作过冰天雪地的办理华商事务的领事。与数年的驻苏大使馆的秘书。以他的学历、经验及其中文读书的素养，二十多年“混”得不过如此。或者，有人以为他不是外交界的领袖人才，或则以为他没有应付外交要务的才能，其实，依我想，他还是不会作官，不能屈己谋职。若在西洋的社会政情中，谁说他不是外交界的重要人物？
他的为人太中和，太方板，不激不随，更不会丝毫作中国官的技巧。即使任何官长对他并无恶感，也无不佳印象，从良心上也许说他忠实、沉重，但对于趋附、变化、利用取巧的言行，都无作法，至多人家给他个按资迁调已经十分不易，以言有所作为，哪能办到。
当年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实即俄文专科学校，以“馆”为称，还是沿着清末的“译学馆”而来。（这译学馆中曾设四科：即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出了两位特别人物，一即在抗战前数年死于福建某县的瞿秋白，一即上月在沈阳以脑充血突然故去的耿济之！
他两位都是江苏人，都是所谓“旧家世族”的青年。“瞿氏乃常州巨族，耿家原住上海城里已经数代。”又都是从小时在北平长大的，同学一校同对所专习的俄文有优异的成绩，恰好同遇着中国的急剧革新的时代！然而他二位的分途，成就，结束，不但丝毫不同，而且显然歧异。这不能不说是性格决定了他们的一生，环境当然有关，而性格尤属主要。如果只用“时势造成”的说法便难解释。
瞿秋白是“中共”前期的中心人物，在北伐前后似颇活跃，这是全国内稍稍留心时事的知识分子所共知的，他比济之大概大二三岁，以家庭的舒适论，他没有济之的童年幸福。早年失母，他父亲“为人作嫁”，流落他省而死，虽是旧族，家道中落。秋白与他的小兄弟随着他的一位姨父寄居北平。幸而未曾失学，可是这种家丧人亡的凄惨印感当然在他的幼稚心灵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伤痕。又因他的个性极强，天才高亢，用文言写来形容，可说是“倜傥， 驰”，“有大志而不拘小节”。这与济之恰成反比。即就他们在北平毕业前后的言行相比，济之既不能饮酒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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