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永恒的绵延，人间生活是递嬗递演的继往开来。
不错，今春的一簇迎春花，它们那些柔枝圆叶，轻黄朵朵的小花，与去年初春的样儿自然无多变化。但因天气不同，土壤不同，培植力的不同，——环境不同之故，它们自然从严冬风雪里一点点勾萌舒发，一样“年年花发”便有荣悴之别。或则常浴温阳，或则时逢积雨，或被东风抚摩，或受虫蚁蚀侵。
种性虽一，名色无亏，但以受外界的种种变动，使迎春而开的花不但本质有异，即其形象香色上也显有分别。
植物的变异性较少，已经不免被所处的环境（时间空间）浸润迫使变异，何况是更善于适应的动物。
更何况是能思，能言，具有理性与深厚性感的“万物之灵”。
更何况是脱离了儿童期尚未达于“而立”的万物之灵中最富于创化性（谅我擅用这个哲理上的专辞）最富于活动力，最易受环境之型塑的青年。
在一切安定并无多大变动的人世间，因年龄，经历，生理上，心理上多少歧异，老人，壮年，青年，已多“判若鸿沟”，往往有难于解释（其实何尝难于解释）的存在。
若干年前社会的动荡不似后来的剧烈，而完成定型的社会关系还能在一个相当期间内使年纪差异的老少相谅，相容的对付过去。
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生活的比较稳定，“礼”与“法”都还易于发挥它的特殊效用，所以一代与下一代之间不至因年龄，经历，生理与心理上的歧异而显出过大裂痕，或至于无以谅解，彼此憎嫌的情况。
经验与生活是决定人生一切的主因。以历史著闻的帝王呆语“何不食肉糜”，（为人民穷饿而说）与曹雪芹笔下的真正乡村的刘姥姥初入“大观园”的情形作例，岂知“逢一反三”，实可包括人间生活与情感的千变万化。凡无某种经验，无在那种经验中的生理上心理上的戟刺与反应者，勉强冒充“解人”，当然会生幻觉，会下偏颇论断，会戴上著色眼镜透视一切，以为是天经地义，以为是“真是真非”，以为“应该如何”，以为“他们见不及此”；以为“顽固或幼稚”；以为“是乃世道人心之爱”等等，其实是由于距离太远，所以隔远之故由于经验与生活的各不相同。其不同程度所差不太甚，或尚有其他的社会牵合力与对社会的共同认识，可能互相融会，或不至有“霄壤”的悬殊。反之，不同的程度所差太甚，单凭教义式的，命令式的，甚至谆谆感化式的诱或导，效力都已有限。何况因彼此不了解而致隔阂，“我执”日深，则双方所想，所知，所望，一定“背道而驰”。不惟不相谋且时时有冲突的可能。
不须多作学理上的申说，令人闷闷。中国古诗中有下面四句：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沓背憎，职竞由人。”
虽是说人民生活不调互相而语背憎，皆由人为，非自然所致之故，而断章取义，正可用来形容现时老年人壮年人对于青年人不解的真因。“职竞由人”！并非今之老人壮年人特殊顽固，特殊闭塞；也非今之青年人特殊骄纵，特殊不安“本分”，实以人造原因使得他们如此。不过这些原因有平常的有异常的，有恒态的有变态的而已。
取则不远。我们回忆“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的启发，由壮年者首倡，而最能吸收新文化，最能身体力行的却是多数的学生与富有义气的青年。当然，视为“洪水猛兽”，甚至以新文化有亡国灭种之危的，则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例外自亦不少）。那个时代，青年人老年人在思想上的对立，其表面化的严重比现时似乎加重。所谓新旧之争，文言白话之争，西化国粹之争，礼教维持与冲破礼教之争，议论文字“甚嚣尘上”。实则除思想的冲突外，那时的世界形势，国内危机，人民的苦难，经济的窘困，社会的不安，流行“风气”之恶劣，以今比昔，相差直不可计。
（一）同当世界大战停止之后，那时只是参战国家的普遍贫困，民族自决的风起云涌。但，显然地，无不急需休养，一时并无两大势力的分野，“剑拔弩张”，使人有再一次大战的预兆之感。
（二）国内，大致在统一的情况中，虽有南北的对立，然所谓南方只限两广，且并无大战。北方军阀的数次动兵，其规模与破坏所及，比之胜利后大有“径庭”。
（三）全国虽已受外国经济力的冲入，然民富尚殷，国本未亏，与现时八年抗战后生产之普遍减弱，工商业之挣扎无力，货物高涨，人心惶急的情形，有小康与至危之异。
（四）那时，无论哪一省分，哪一地方虽也受过军阀官僚的剥削，虽不免有贪官污吏，究竟社会上还有相当制裁，人心还不至过分纵肆。在种种诈权贪利的行为上还多少有所顾忌，不像现时“无道揆无法守”，无所畏惮的惟利是图，欺骗是尚的风气。
除此四种迥异情况外，其使青年人经历最多，触感最深的，是他们自幼年迄今的激昂，劳困，贫苦，失望，一连串的生活之威胁。既瞻四方，复望前途，一道血迹，一片迷雾，……一种紧迫，一腔郁积！
以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作比，他们尚能够安心读书，就业，家乡中尚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只是由于远瞩未来，热诚爱国，新潮激荡，播思力学。纵在风起电闪的情况之下，却都是满怀信念，前望光明，“掉臂而行”，共作开创。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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