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宋交往过程中，西夏使者并非自始至终都用蕃号官称。这种蕃号官称，据《宋史·夏国传》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公元1042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庆历二年）。但到公元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夏永安元年）乾顺亲政之后，西夏蕃官不再出现于汉文的记载①。
当然，关于“蕃号”官称，是一个不易搞清楚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个知道它的含义外，大部分至今很难作出解释。其中有些虽是汉官的党项语音译，有的则不一定是严格的官职称谓的党项语音译，而是党项贵族首领一种封号或尊称的称呼。如“谟宁令”，汉译为“天大王”。而野利仁荣被称为“谟宁令”，后官居太尉，十分显然，“谟宁令”不是党项语音译明矣。
元昊所设立的中央官职，至公元1039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又有所发展。其中央机构增加为十六司，用来管理政务，又设“尚书令”以总理庶务。
元昊将地方机构分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通判，县设县令等官。公元1036年（夏广运三年，宋景祐三年）七月，元昊攻占瓜、沙、肃诸州，为了加强这一带回鹘、吐蕃的管理，还设立了特别的机构——郡和府。“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②。这里的郡兼理军民。至于宣化府，则是一种管理少数民族的宣抚机关，用以妥善处理鹘、吐蕃等少数民族事务。
元昊在设置西夏官制之时，虽然参考了宋朝官制，“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③，但并非完全照搬。同宋比较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一）宋为一套官职，一种名称。西夏虽然也是一套官职，但却有汉蕃两种名称；（二）宋朝官职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外，自中央到地方均用汉人担任。而西夏担任汉官者，既有汉人，也有“蕃人”；（三）一些官职名称与宋名同而实异。如中书令，北宋虽设，但很少真正授官（主要是赠送），形同虚设，到南宋时干脆废除；西夏的中书令有职有权，但位于宰相之下。大约相当于宋朝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乾祐二年）夏五月，以斡道冲为中书令……百僚师贰之。未几，任为相”①；（四）宋朝的地方官为州县两级，与州平级的有府、军、监，西夏虽然也实行州县两级制，但在一些比较麻烦的地区还设有专门管理当地少数民族的郡和府；（五）宋朝实行官、职、差遣的分离，西夏则完全摒弃了这种混乱的制度；（六）宋朝官员享有优厚的俸禄，西夏虽有俸禄，但并不优厚。
三、定兵制公元1036年，元昊在彻底攻占河西地区以后，即着手完善改革各种军事制度。
西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带有氏族血缘色彩的部落兵制。这是一种征兵制。这种兵制的特点是以部落为单位，一个部落就是一支武装力量。征兵时以帐（一家为一帐，相当于一户）为单位派征。大体上男年满15岁叫做成丁，要服兵役。每2丁征取1人为“正军”，每4丁中抽2人随军服杂役，叫做“负担”，一个负担叫做“一抄”。每个正军需用二个“负担”。由“正军”与“负担”共同组成的“抄”，是军事组织的最小单位。所征之兵由各部落首领管带，“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②。
西夏军队的装备，规定凡属“正军”，配给“长生”马、骆驼各1匹，死了要赔偿；团练使以上：配给帐1幅，马1副，箭500枝、马1匹，骆驼5匹。此外，还发给“旗、鼓、枪、剑、棍、棓（同棒）、粆袋（粆音shā，粆疑为“■”之异体字。■即炒米、干粮之类）、披毡、浑脱（水上交通工具）、背索、鍬、钁（同镢jué，刨土工具）、斤、斧、箭牌，铁爪篱等兵器和军需品；刺史以下：无旗鼓，每人骆驼1匹，箭300支，兵3人。无帐幕，住在用木架支撑覆盖着毛织物的“幕梁”之中。一般士兵规定3人住一“幕梁”①。
元昊厘定军制之时，重点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除了组织由党项羌组成的“族内兵”之外，还增加了“族外兵”。所谓“族外兵”，指的在被俘掳的汉人中挑选勇敢善战者组成军队，取名为“撞令郎”，让他们在前面冲锋陷阵，这样可以减少党项军队的伤亡。
第二，健全军队指挥机构，加强中央对地方驻军的领导。元昊为了便于对军队的管理和调遣，仿照宋朝“厢”、“军”的设置。以黄河为界，将全国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立十二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其军名和驻地如下：左厢：神勇军司——驻夏州弥陀洞（今陕西榆林县东南，一说在明堂川）。
祥祐军司——驻石州（今陕西米脂西北确切地说早期应在绥州，后期移至石州）。
嘉宁军司——驻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
静塞军司——驻韦州（即威州，今宁夏同心县境）。
西寿保泰军司——驻柔狼山北（在兰州的东北面，实际应在兰州南面的定西城）。
右厢：卓罗和南军司——驻兰州黄河北岸喀罗川侧。
朝顺军司——驻贺兰山区克夷门（一说在天都山）。
甘州甘肃军司——驻甘州（今甘肃张掖市）。
瓜州西平军司——驻瓜州（今甘肃敦煌）。
黑水镇燕军司——驻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
白马强镇军司——驻娄博贝（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吉泰兰，一说在盐州，即宁夏盐池县北）。
黑山威福军司——驻汉居延故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
每个监军司都设有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中央任命党项贵族充任。监军使之下设有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等官，分别由党项人或汉人充任。
第三，除健全军事机构外，还建置了如下兵种：“铁鹞子”——又叫“铁林”，西夏最著名的骑兵。这种骑兵约有3000人，分为十队，每队300人，队有队长，担任队长的“皆一时之悍将”①。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元昊除了用它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护卫外，还用它来作为冲锋陷阵的“前军”。这支骑兵装备精良，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骑士以索贯穿于马上，虽死不坠②。
“擒生军”——一种在战争中专门俘掠生口的军队，计10万人。
“卫戍军”——由党项贵族子弟中挑选能骑善射者组成的轮番宿卫的军队，计5000人。“另选豪族善弓马5000人，号‘御园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③。每人每月给俸米2石。
此外，还有泼喜军。此为西夏的炮兵部队，只有200人。“陟立旋风炮于骆驼鞍，纵石如拳”①。可知这种炮兵所发出的炮弹为石块。
西夏军队总数为50余万人，其兵力的具体部署大体上是这样：以首都兴庆府为中心，面向四周邻国：自河北到午腊蒻（音弱）山驻兵7万以防辽；自河南洪州（今陕西省靖边县南）白豹、安（西安州）、盐州、罗落、天都山、惟精山一带驻兵5万，防备宋朝的环、庆、镇戎、原州的军队；左厢宥州路5万人，防备宋朝的鄜、延、麟、府；这两地是专一防宋的。右厢甘州路驻军3万人，专防西（吐）蕃、回纥（鹘）。
以兴庆府为中心，西北至贺兰山，南至灵州，各驻军5至7万人。即贺兰山5万，灵州5万，兴庆府7万。从而形成了一条三角线的防御②。这是西夏兵力部署的重点。
此外，在边防部队中，几乎都配备了战斗力很强的横山羌兵，被称之为“山讹”，是边防军中的主力部队。
西夏兵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过宋朝兵制的影响，但主要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而定的。大体上有如下特点：第一，实行征兵制。成年壮丁二丁抽一，并编入军籍。宋朝虽然实行过征兵制，但主要是募兵制。
第二，全民皆兵。正如宋人滕甫所指出：“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③。
第三，寓兵于农。西夏军队除了“铁鹞子”、“擒生军”、“卫戍军”、“侍卫军”、“泼喜”等为常备军队之外，还有大量的召之即来的军队。这种军队平时从事生产、训练，战时由部落首领点集出征。
第四，监军司分管民户。如左厢神勇分管民户2万余，宥州监军司分管4万余，灵州监军司分管1万余①，等等。
第五，军队训练有素，军容整肃。史载：“西贼首领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举手掩口，然后敢食，虑酋长遥见，疑其语言，其整肃如此”②。
这同宋军“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③的状况成了显明的对比。
第六，军队指挥机构严密，布防合理。在全国设十二个军区（监军司），分区防守，而把重点放在贺兰山、灵州、兴庆府三角地带和四邻边界。既拱卫了首都，又加强了边防，可谓内外并重，布防合理。
四、其他措施此外，元昊还采取了诸如秃发、建都兴庆、定官民服饰、整理西夏文字、设立蕃学院和汉字院、建立蕃学、改革礼乐等措施。
公元1032年（夏显道元年）三月，元昊向其统治境内的党项人发布秃发令。即推行党项传统发式，禁止用汉人风俗结发。元昊首先带头秃发（即剃光头顶），然后强令党项人秃发，限期3日，有不执行命令者“许众杀之”①。也就是说，对于不愿秃发者，任何人都可以将他处死。但西夏秃发，并非自元昊始。早在李德明时即已存在。这从1965年发掘宁夏石嘴山市属于李德明时期的西夏城址，出土文物有秃发状瓷人头像，即可佐证。该瓷人头像除头顶施褐色釉外，其余均施白釉②。
公元1033年（显道二年）五月，升首都兴州为府，更名兴庆，并调动民伕在兴庆府大兴土木，营建殿宇，扩建宫城。兴庆府的规划布局、建设特点，几乎完全依照唐都长安、宋都汴京。
在官民服饰上，元昊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关系，元昊采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官民的服装式样，规定文官戴幞头，着靴，穿紫色、红色衣服。武官戴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和间起云的金帖、银帖纸冠，等等。其服饰穿紫色旋襴衫，下垂金涂银束带。无官的庶民百姓，只准穿青绿色衣服，贵贱等级分明。至于元昊自己的服饰则是“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③。
公元1037年（夏大庆元年），元昊为了增强民族意识，巩固民族语言，命大臣野利仁荣搜集、整理西夏文字，使它系统化、规范化，编撰成12卷。这就是史书上说的“蕃书”，一般人称它为西夏文字。
同年，元昊还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但对其中的蕃字院尤为重视，由野利仁荣负责主持。汉字用于同宋朝往来的文书，同时与“蕃字”并列，由“汉字院”官员负责撰写；蕃字用于吐蕃、回鹘、张掖、交河，同时与汉字并列，由“蕃字院”官员负责撰写。蕃汉二字院的设立，扩大了西夏文的使用范围，对于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元昊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建立“蕃学”，用西夏文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学》等书，选拔党项和汉官子弟入校学习，学成之后，经过考试，量才录用。
在礼乐方面，元昊认为唐宋礼乐制度过于繁琐，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一反德明采用唐宋礼乐的作法，“令国中悉用胡礼”。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各种场合里，“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①。他在对野利仁荣解释改革礼乐的理由时指出：“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②。
这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大胆简化礼乐制度，充分体现了元昊的务实精神。
以上是元昊称帝建国前所做的准备工作。从这些准备工作看，尽管元昊在恢复党项民族传统，提倡民族意识方面，做了种种努力，而且衣冠文物、礼乐器用等方面有许多标新立异之处，一些典章制度，结合本国国情，多少有所改革，有所创新，但从总体上和实质上去考察，只不过是中原王朝典章制度及其封建文化的翻版。正如宋臣富弼所指出：“得中国（宋朝）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①。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元昊称帝建国时，党项社会已经进入封建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其经济基础已经是封建性的，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不可能不模仿唐宋，属于封建性的。何况元昊统治的地区是中原王朝控制过的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呢？
①《西夏书事》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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