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门就想，中国的老爷子们，特别是北京的老爷子们，别看他们还是不动声色，其实他们这已经闹开心了。
几年前的一个冬日，和一位朋友走在立交桥上。一位提着鸟笼的老者也正在立交桥上徘徊。
“看见没有，北京的老爷子们，快找不到挂鸟笼的地方了。”那朋友说。
我的心里一颤。我想，对老爷子们来说，比这更悲惨的或许是，过去的那一套活法儿，就跟这鸟笼儿似的，找不到一根可以挂一挂的树枝子了。
就说那位朋友吧，他的老父親就没少了跟我抱怨——
“卖吧，卖吧，哪天说不定得把他爹当猪头肉两块五一斤给卖了！……不可能？没那个！现如今谁不跟红了眼的狼似的？您别宽我的心，我早想开了。甭说当猪头肉，剁了卖肉包子都行。别管我啦，您先富起来要紧不是？”
其实，我这朋友是个本分的“倒儿爷”。岂止本分，在我看来，还是个典型的孝子。他老爷子跟我抱怨以后，我问过他，到底为了什么把老爷子给得罪了。
“没有啊……每月，没少往‘柜上’交钱，也没少了给老爷子拎酒买烟。您说，咱们能亏待了老家儿吗？为了我们家的安定团结，谁不知道得哄住了老爷子呀！……”这朋友还真对这事感到意外。
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明白了，有一次他从广州倒回了一批衣服。有一位老街坊到家里来挑了几件，又留下了钱。他把这钱接下了。
“我不接？受得了吗？我得靠这过呢！他倒好，嫌我不顾街里街坊的，丢了他的面子啦。我说，保您的面子，我还做什么买卖，我开施粥棚去算啦……”
要让我说，比起老外们，咱中国还真是孝子多。
就说我吧，不是老爷子的儿子，我都得花上三十八块钱，专门打了一趟“的”，到官园花鸟市场，为这老爷子买回了八毛钱的虫儿呢。这事要摊到沈晓钟身上，他能含糊了？
可这就能把老爷子给哄住了？这就能当上孝子了？甭管是我，还是沈晓钟。
老爷子早晚得把那鸟儿放了生。早晚。
编一篇小说，先让他放了吧。
出了沈家住的那栋楼，我一边沿着喧嚣的马路漫无目的地朝前走，一边想，怎么能把老爷子逼到这一步。
中国的晚辈儿们，哄住了老爷子的，一时；把老爷子逼到了这一步的，早晚。
就说我，打“的”买鸟虫儿的事，干的出。您瞧，我够上心哄着老爷子的了。那也不行，对不起类似沈天骢这样的老爷子的事，也干过。
跟我的关系不知要比沈天骢密切多少倍的一位老爷子——我的一位親戚，他就肯定觉得我很不够意思，很对不起他。
这位親戚已经八十有一，退休前是一家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东北贫寒的农家子弟出身，靠个人的勤学奋斗，留了洋，解放后成为了化工界很有些权威的人物。这老爷子的学问、人品都是无可挑剔的，只是人情世故、社会经验实在不敢恭维。对这老爷子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就难说了。说是好事，当然说不过去。比如，老爷子耗了多少年心血凑成的一本《英汉日橡胶辞典》，因为没有关系，一直找不着地方出版。有一天，来了几位中青年，说他们有关系，要和老先生合作。“合作”的结果，是老爷子积攒的辞条全被掠了去，最后出版的辞典上没了他的名字。又比如，老爷子退休前为他们的单位引进了一套美国的设备，作为总工程师，他是技术上的总管，也是谈判桌上的主要角色。谈成了，单位里要组团出国考察设备。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似乎也不能少了这老头儿。可老爷子混得就是这么惨——这时候，他被撤到一边儿去了。没有怨言，更不骂街，只是忧心忡忡地皱起了眉，说：“他们去干什么？他们都不懂啊！”……可要说这书生气全是坏事，也不尽然。有一天读报。忽然读到一条消息：某位混迹科技界的骗子被揪了出来。老爷子告诉我说，这骗子他是很熟的，就是他们那个研究室的主任。“他当我们领导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过，这家伙哪儿懂化工啊，整个儿一个蒙事儿！”“那他怎么就当上主任了？”“人家是党员嘛，哈，现在才知道，连这党员也是假的。”我还是难以置信，一个对化工一窍不通的家伙，怎么就能当了一批留洋回来的化工专家的研究室主任。老爷子告诉我，多少年了，那家伙从来就是给他派活，课题完成了，和他一起署名。“……有一回，我们一起去科学会堂听一位外国专家的讲演，他让我记录，事后又领着我去向院长汇报，那会儿，我还觉得他挺尊重我，挺注意发挥我的积极性。你看看报，今儿我才明白，原来他压根儿不懂英语呀！……这我就全明白啦，1957年，我们那研究室的所有工程师，除了我和他，全给打成了右派。他说他给我保了，我还挺感激他。他不保我行吗？我再成了右派，还有谁给他去科学会堂当耳朵？”……您瞧，老爷子这点儿呆劲儿倒还救了他啦。
老爷子退休在家，干他那老本行的兴致不减。书呆子的傻劲儿也不见长进。应聘去某化工厂当了一段“高价老头儿”，帮人家完成了一项重大的设备改造。活儿干完了，“高价”却不再兑现。找当地法院打官司，法院的回答倒也实在：“您这是在我们的地皮上打官司哪，您费这路劲儿干什么？”这么着，又回北京来了。回了家，难得的还是兴致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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