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前我已经有半年没有到那“大宅门”去了。这半年里和赵大年一起忙那部三十集的室内剧《皇城根》,紧接着又把这玩意儿改了部长篇,整个儿成了一架写作机器。半年前我可是沈家的常客。沈老爷子对旧京掌故的博闻强记,简直让人看得眼晕。说句直的,我要是不从他那儿多掏换点儿东西,我就是傻瓜。那时,我应台湾民俗刊物《汉声》之约,撰写旧京三百六十行采访录。动笔时才发现,有不少材料属道听途说,原有的几位可采访者,大数已为故人,这让我上哪儿去核实?情急之中,登沈家门,向老爷子请教。他非但帮了我这大忙,还为我提供了不少新资料。《皇城根》里用的不少素材,也来源于此。不过,我忙活完了,也就是一个月前吧,再到那宅门找老爷子续这段交情的时候,我可傻眼了,那宅门哪儿还有啊!甭说宅门了,整条胡同都平了!
想查找沈家的去向并不是难事,走进那间跟着打桩机一块儿“咣当咣当”地哆嗦的搬迁办公室,很快就知道,我到哪儿能找到他们。
北京是越来越大了。像翠华小区,都摆到南三环路以外去了。这地方我是知道的,过去是一片黄土坑。旧京百姓烧煤,必须以黄土掺和,而这儿,就是出黄土的地方。不过,很早,这儿就只留下一个地名了。如今,连这地名好像也要被人忘记,大多数人们只是知道翠华小区了。我站在小区的楼群前面,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就跟站在黄土高原的塬底似的。又想起了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我现在是站在了谷底。都市的规划者们好像恨不得建成几栋无比高耸巨大的大厦,把全北京无房户、特困户、搬迁户、危房改造户的问题终其一役,所以就有了这如水库大坝一般的高楼。一幢幢米黄色的楼体壁立于面前,壁立于身后,你当然就到了黄土高坡的塬底,科罗拉多的峡谷。
沈家所在的那栋楼,紧挨着大马路,找倒是好找。可进了楼门,我当即傻了眼:电梯坏了。开电梯的小姐坐在电梯间的门口打毛衣。她说,她已经织好了一件毛衣了,修理工还没来。“三天了吧!”她说。抬头瞟了我一眼,大概是估摸我的体力,“您哪,爬吧。”
不爬又怎么着?甭说是十六层了,二十六层也得爬呀。运运气,歇了三次,想到了自己过去住过没有电梯的六层顶楼,不也是每天都爬吗,这回,权当那会儿回三次家。又想到《读者文摘》上登过的一则外国趣事:一位住在高层公寓里的住户也碰上了电梯故障,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费了很大的气力爬将上去。一摸兜儿,天哪,家门钥匙没带,它还在汽车里……这种自我找辙宽心以及想想别人如何比自己更倒霉,自己就更宽心的办法大概是挺灵的。不再抱怨,不再生气,不再想打听这事情归哪儿管,好去告它一状。踏踏实实、一心一意爬楼梯,就跟北京人看苏联东欧乱了套,就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干四化一样。
快爬到十六层的时候,就听见了上面的楼道里有唰唰的脚步声。上了楼梯一看,我乐了:行啦,我也别找门牌号码啦,这脚步声是沈家老爷子的——他老人家手提着一张鸟笼子,正在这十六层高的楼道里遛他的画眉哪!
北京人把老爷子这模样叫“走溜儿”——其中的“溜”字,要读作“柳”。要说在这地界走溜儿,也真够难为老爷子的:楼道里哪儿够宽啊。怕碰着他的宝贝,老爷子就不能跟走在天坛的便道上似的,左右开弓,抡起鸟笼子一前一后晃蕩着如入无人之境了。这会儿他是委委屈屈地拎着一张鸟笼子,小心翼翼地在楼道里溜达。另一张鸟笼子呢,可怜巴巴地在一边儿候着。听内行人说过,若论养鸟儿,最耗人力气的,就数这画眉。主要是遛起来不胜其苦。每天走多少步,甩多少下,都有讲究,还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甩的作用,是为了让鸟儿在晃动中紧抓鸟杠,练其“膂力”,所谓“生命在于运动”是也。这说法或许有些道理?可是不是真的有人把鸟儿侍候到这个份儿上,我从来就有些疑惑。今天算是领教了。不过,老爷子这举动越是认真,就越让人觉著有无尽的悲剧意味。和半年前相比,老爷子好像老了许多。跟他交往八九年,每次见他倒没什么大变化。谁承想,半年不见,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当年提着鸟笼优哉游哉的神采,都不知哪儿去了。我喊了他一声,他像一辆掉不过头来的老车,先是脚底下停了下来,然后原地艰难地挪动着步子。待两只脚掉过了头,身子才转了过来。看着他那哆哆嗦嗦战战兢兢的样子,我真想自己绕到他的身前去,可又担心吓着他。他看见我了,呆滞的眼神一闪,嘴chún翕动了几下,过了一会儿才发出声来:“噢……陈老师……您来了……”我有些陌生地看着他,强笑着说:“您……挺好的?”“好……好……让您惦记着……”一句客情儿话,才让我从记忆里找回了过去的他。
看得出,我的到来,让老爷子挺开心。他把我让进屋,又张罗着给我沏茶倒水,这当然被我拦了。我去给自己沏上了茶。就在这一会儿工夫,老爷子却也没闲着:他拖着那双脚,一蹭一蹭地走过去,把被我放到阳台的两张鸟笼子拿回屋来,又一蹭一蹭,送到另一间屋里去了。
我进屋的时候,帮他把鸟笼子拿了进来。我被让进的,是朝南的房间,里面铺着地毯,摆着沙发,一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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