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到这，可以打住了，也可以接着写。
打住呢，老爷子的结局就不那么让人揪心。不就是北京老爷子的那点子从容不迫受了点儿委屈吗？孝顺的儿孙又给找补回来啦。
可要是接着写，老爷子就惨了。
接着写，我得写老爷子们遛鸟儿的那块绿地，让人给平了。
推土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推过去的，绿地没了，绿地上的小树更没了。那些小树大约两米来高的枝杈上，还有老头儿们挂的不少“s”形的铁钩子呢。每天他们或早或晚的来了，就手儿把鸟笼儿挂到铁钩儿上。靠东的一头儿挂画眉，靠西的一头儿挂百灵。把笼罩儿一掀你就听吧，画眉百灵全是神哨大师，你哨红子，我就哨群雞；你哨钻天燕，我就哨靛颏芯儿……现在可好，没啦！
绿地成了工地，挖出了一溜一溜的沟。沟的两边是钢管子搭成的脚手架。脚手架上挂鸟笼子，倒是比铁钩子更方便，可人家让挂吗？有人敢挂吗？“轰隆隆”、“轰隆隆”，脚手架边儿上，一台搅拌机在嚎。“咣咣咣”、“咣咣咣”，脚手板上，运洋灰的两轮车在颠……都说北京已经找不着遛鸟的清静去处了，这话有些绝对，其实清静的地界还是有的，故宫两侧的筒子河啦，天坛公园的古柏林啦，您要给鸟儿押口，让它学唱，您就得去那儿。可那儿太远。大家伙儿好不容易在家门口谋上了这么一块地界，也就为了鸟儿每天能看一看绿色，唱得欢势一点儿，舒心一点儿。这下你们还欢势，舒心？糟心去吧。
这附近还净是工地，要想再找个和过去差不多的地界，难。
沈天骢老爷子大概是这些遛鸟儿的老爷子中间最惨的一个。一星期之前他的腰疼病犯了，在家歇了几天。谁承想，再来时绿地就成了这模样。他估摸着老哥儿几个比他可强多了，至少，推土机来了，搅拌机来了，脚手架来了，得有几天折腾哪。心里能有个准备，大伙儿也有个商量。现在，地界没了不说，连老哥儿几个也没影儿了，哪儿找去？
这回病好了以后，他的身子骨又毁了一道。这他明白。过去走到这儿得歇多少气儿，现在走到这儿得费多大劲儿，他心里有数。他提着鸟笼子，在脚手架边上愣愣地看了一会儿，又走开几步，往远处看了看，好像没什么新鲜的。他知道，他没别的招儿，只一条道儿：回家。
我也够损的，老爷子混得这么惨，全是我瞎编的。
想到了这一层，才能引出下面的故事。
其实，自从那次打“的”去官园花鸟市场，为老爷子买蜘蛛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沈家。不是怕老爷子抓我的“差”，而是实在腾不出工夫。好在后来认识了一位民警朋友，是一位文学青年，恰好就管着沈家住的那一片。“这任务重千斤派谁最好？杨子荣有条件把这重担挑。”我就把这重担委托给了他。据说，我这位“高足”还真是恪尽职守，没少了给老爷子送面包虫，送蜘蛛。更让人高兴的是，“杨子荣”深知电梯对老爷子意味着什么，好几次电梯一坏，他立刻通过关系，叫房管部门来修理。全楼的居民，都跟着老爷子沾光啦……这些，是沈晓钟来电话告诉我的。
“哥们儿，你那学生可真够意思！冲这，我们家老爷子得多活几年！”沈晓钟说。
“亏你还好意思说出口！人家到你家学雷锋，你到外边猛点‘替’！”“替”，钱也。我用了他们时兴的江湖口，直言不讳地骂他。
“革命分工不同嘛……”在电话里嘻嘻地笑。
也是“革命分工”的不同，所以我也不能让沈家的老爷子过舒坦了。你别忘了，我是编小说的。
沈晓钟你小子就别埋怨我往下干嘛要把你家老爷子写得这么惨啦。
玩笑归玩笑，其实，早在沈晓钟来电话逗贫之前，有一个场面早就勾出了我的坏水，使我把沈家老爷子的结局给设计好了。
这场面原本与沈家的老爷子无涉，倒是我自已经历的一次铭心刻骨的虚惊：推土机、搅拌机、脚手架险些摧毁的，是我家楼下的一块绿地。
你没有生活在市中心，你就不会理解绿地对这里的居民的意义。
我家所住的高层建筑的楼下，恰恰有这样一块绿地。我刚搬进这栋崭新的十层高楼的那天，似乎忽略了它的存在。我注意到的，是二环路上日日夜夜川流不息呼啸不已的汽车，特别是时近黎明，载重卡车像匆匆躲避阳光的老鼠，呼呼地向都市外逃蹿。那尖利的刹车声、轰轰的引擎声，有如大坝下的洪水，顺着高楼的墙体涌将上来，无休无止、没头没脑地往你的窗口里灌，往你的床头上扑。
我住在九层，可我觉得我是躺在马路边上的隂沟里。嗡嗡颤动的窗玻璃，就是那隂沟的盖板儿。
全家人出谷迁乔的喜悦，好像也全被扔到隂沟里了。
把我们全家从沮丧中救出来的，是绿地，是清晨时从楼下传过来的鸟叫声。最先听到这鸟叫声的是我的妻子。那是在第二天的清晨，卡车的喧嚣渐渐隐退了之后，她叫醒了我。我听出来了，那是画眉和百灵的叫声。我走到阳台，开窗俯瞰，这才发现，就在我们的楼下有一片绿地，绿地的中央，是一株株小树，一个个鸟笼子挂在其间。鸟儿的主人——老爷子们，或蹲或坐，稀稀落落围在草地的四周。我从来不知道，鸟的叫声居然能传得这么高。而且，这叫声似乎还有一种过滤噪声的能力，本来惹得人心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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