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先生正伏在垂着淡青窗帘的南窗底下画兰竹。
他这时已经完全把自己当作一位画家来要求了，虽然并不像后来传说的那样，他甚至要靠润笔来糊口。他画画不是为了收益--他还没有拮据到那地步，而是为了追求，说转移也未尝不可。一个艺术家，当被迫必须放弃他的艺术活动时，就必须以另一种艺术活动来填补他的空虚。
当然，并没有谁不让他登台表演，恰恰相反，有人巴不得他表演，是他自己谢绝了舞台，远路迢迢移家到香港来过这种淡泊的生活。而且他早已蓄起了胡须，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示他断绝粉墨生涯的决心呢！
他并非一起始就想蓄须示志。当日本侵略军刚刚打开门，大批土和城市还没有沦入敌手的时候，他是想以自己的艺术去召唤抗敌的血诚的。直到此刻，一想起他在上海创演的《抗金兵》，还为那种“岂日无，与子同袍”的壮志敌代激动万分。然而后来连上海也沦陷了，那已经不是他可以上演《抗金兵》的地方，再要唱下去，就只能为敌人歌舞升平了。所以他的退路只有香港，他要以自己的誓不媚敌、洁身自好来报答祖和人民。
他未尝没有吴钩到战场上与敌人拼一个你死我活的壮心，但他毕竟是一介文人，且年齿已长，自知上不了战场，他所自信的唯有那坚贞不移的节守。
他画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的心中活着一些孤傲高洁的画家的形象，他正需要以这些人做风范，去坚定他自甘淡泊、不慕荣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做人的准则。白石老人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当北京沦陷，敌伪横行时期，老人在前厅里放了一具棺材，声称“齐白石死了”，让那些附敌的新贵们不必来此求画。这一种孤傲高洁狷介自重的风标，正是先生所要努力为自己树立的。尤其在他想起老人为感激他于稠人广众中为之争来荣誉，而做的那首“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的绝诗时，就要发出“老人把自己引为知己，自己也要把老人引为同调”的感慨，并以此来勉励自己。他要用老人那副嶙峋的傲骨，去抵御那些随时都会袭来的恶风。
此刻他准是又想到了齐白石，笔下陡增了豪气。这是一种神来之势，把几茎劲竹画得气韵不凡，仪态万方，似乎一阵风要把它刮倒，它却摇了几摇，挺立如初：飞扬的笔墨，平添了竹的傲姿，先生将背往后仰了一仰，眯目平视，微微漾出了一点笑意；便把羊毫笔放下，换了一枝紫毫小楷，就要题一点什么在上头。然而他的夫人推开镂花纱门走进来打断了他。
她像是唯恐搅扰他的清神，极轻极慢地走到他的身边。先生抬起头，看见了她；她就把前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请求见他的事说了出来。
“哦。”先生答道，但依旧要往画上题字。
“是你的一位故人。”夫人含笑说。
“谁？”先生稍稍有点惊奇。
“张善琨——刚从上海来到。”
“是他？”
先生皱一皱眉，首先想到了“汉”二字，那枝饱蘸着浓墨的紫毫小楷使徐徐地放了下来。
梅先生走进前面客厅里的时候，满面含笑的张善琨就慌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本来是要伸手去跟先生握手的，但看见先生只是客气地伸手让坐，并没有要跟他握手的表示，他那只手就只好若无其事地往怀里一放，趁势理了理西服上的纽扣，接着便转入热情地问候了。
“想不到我会到这里来打扰你吧！”开始发胖的客人眼望着先生说。
先生也打量着来客。这原是先生电影生活中的一个占有一定地位的熟人。说是“故人”也未尝不可；然而风闻他在上海和日本电影界“合作”得很好，虽没有公开附敌，但无论从居心或行踪来看都很可疑。所以刚才听见夫人还用“故人”一词来称呼他，就感到有点刺耳。这时一面急速地判断着他的来意，一面不露声地敷衍了一句道：
“是啊，我怎么想到这会儿你会来！”
佣人送上了新沏的香茗。先生指了指桌上的香烟；张善琨做了个“不忙”的表示；却举头望着墙上的字画。
“张先生一直留在日本人占领的上海拍片，这次来香港，一定有非来不可的理由吧？”
先生端着茶碗，一面用碗盖打着茶叶，一面邀请品茶，等待从对方的回答中窥测其意向。
张善琨似乎看出了先生的心思，也用茶碗盖打着茶叶，眼睛却依然望着墙上的字画，不着边际地答道：
“单是为了看看你这雅洁的新居，也值得到香港来一趟啊。”
“难道你专程飞来香港，就是为了看看我这房子？”
张善琨放下茶碗，仰面笑了起来，旋即他庄重了一下脸，用十分真挚的声调说：
“梅先生，你也相信那些飞短流长么？就凭我们这么多年的交往，你想想，我是那种甘心做汉的人吗？”
一见他这样开门见山，梅先生倒不好意思往深怀疑了。在敌我双方明争暗斗、志士汉难辨真伪的形势下，远在上海的张善琨，其真相究竟如何，一时是难以弄清的，恐怕只有将来才能见一个落石出吧？
“我可没有说你是汉！”先生于是说，“不过跟日本人同在上海拍片，你能为自己洗刷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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