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马季
·马东·
十月底打电话回北京家里，听说我父可能十二月随一个演出团来澳访问演出，我心里掠过一阵慌张的兴奋，满以为肯定能在澳洲见他一面了。直到最近几天又听说这事触礁了，正琢磨着“好事多磨”这词儿安慰自己的时候，《华联时报》的一位编辑先生来电话，死活让我写一篇关于我父的东西。我答应了，可是心里清楚这不是好写的文字。中古来就有避讳的传统，唐朝鬼才诗人李贺为避“晋肃”的父讳，连“进士”都不敢去考。今人虽不至如此，但对于儿子来说，完全客观地评价父，始终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父马季，原名马树槐，一九三三年生于北京，三十五岁和我母结婚，一九六八年底我出生在哈尔滨。
生我时父正在挨斗，母只能回姥姥家去生我。我六十天时，被母用十几层毡毯被褥包着到了北京。父乍见之下，惊为庞然大物。后来剥茧抽丝，层层破译，我图穷匕见时，他对我的第一句评价是：“怎么就枣核儿那么大！”不久后，他去东北嫩江干校了。母因为是部队的文艺兵，随队演出也是四走，我只能寄养在别人家里，直到两岁多。再见到父时我已经会叫人了，但特别“怵窝子”，躲在别人后面叫了他一声“叔叔”。等我长大了听人说，我那声“叔叔”差点儿把他的眼泪叫下来。我半信半疑，也没问——没敢问。
我虽然是独子，可是童年跟父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他一年里总要有十个月在外地，逢年过节不在家更是经常的事。家里的人都习惯了，他自己也乐此不疲，因为到外地演出、写作、深入生活等等就是他的事业，他的乐趣。
父从小家境并不好。祖父早逝，兄弟四人的生活全靠一人支撑，不得已大伯和我父读完“高小”就出去当学徒。大伯去了天津，其后娶妻生子，就在天津“扎根儿”了。父到上海一去五年，学徒虽没有学到什么，但是他独立的生活从那时就开始了。回到北京正值解放，他重入学校，读完了初中。一九五一年，他考进了北京市新华书店，先后在王府井，海淀等多个分店工作。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在文艺方面的天赋逐渐显露在业余生活中。
相声当时刚刚从天桥的酒馆茶棚中走进正规的剧场，旧时代的艺人们也经过政府的“整编”结束了长期不稳定的卖艺生涯。其中的佼佼者如白凤鸣先生、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郭启儒先生、郭全宝先生等都进了广播文工团说唱团。文工团是隶属于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是以供应电台的广播节目为主要工作的。相声作为一种北方传统的曲艺形式从难登大雅之堂一跃而通过广播向全播放，其中重新整理传统节目、去糟粕、取精华的工作是很繁重的。前述的几位艺术大师在这方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使相声作为老少咸宜，喜闻乐见的娱乐节目，在全范围内迅速普及开了。
我不能确定是受这种普及的影响，还是以前父就“钟情”于相声，但他在这方面的天赋是无可否认的。在新华书店工作之余，他开始了相声写作和表演的尝试。一九五六年的全业余文艺调演对于父的一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在那次调演中获得了一等奖，同时他的才华也被许多行家发现，其中最主要的是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侯先生的盛赞和收徒的愿望，为父进入广播说唱团这个曲艺界第一流的专业团铺平了道路。但是据父说，他在当时是有选择余地的。同时招他的还有煤矿文工团，而父较倾向于后者，原因是煤矿文工团都是年轻人，有朝气，相比之下广播说唱团都是些老艺人，江湖气浓。对于一个二十二岁的人来说，有此想法是很自然的事。但他如果真地进了“煤矿”，也许就没有后来的马季了。
进了广播说唱团，一切完全不一样了。相声象许多中传统的艺术形式一样，没有固定的教授方法，很多传统节目根本没有底稿和录音，完全是靠师傅口授加上学生自己的理解和表演中的经验积累，逐步摸索出来的。也正是这种方法，才使很多节目经过几代人的推敲和完善，千锤百炼，成为真正的精品。想学会这种段子，就只有向掌握作品的前辈悉心求教。父在这方面就天时（四九年解放在一定程序上打破了传统的师承观念和门户界限）、地利（能就近求教于如此多的前辈名家）、人和（父自身的素质和勤奋）之便，事业上突飞猛进。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一个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
“你父到底是不是侯宝林先生的徒弟？”
“当然是！”除去知遇之恩不说，从侯先生的艺术思想到作品的继承、从侯派相声清新、高雅的舞台风格的因循、从父作为四九年后新一代相声演员承上启下的位置、和从北方相声流派的传承脉络来看，我父毫无疑问是侯先生的嫡传弟子。
天才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勤奋来现，我父在他的事业上是一个勤奋的天才。当时我家住在西城马相胡同，说唱团就在石碑胡同，两地相距不到一公里，骑自行车就几分钟的路，可是父在团里排练和搞创作，经常几个月才回一趟家，落了很多埋怨。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于传统节目的熟悉，对于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的掌握，对于触类旁通的其他曲艺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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