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还有些给退下来的老干部替换旧车。但也还有例外。
某单位两位领导仍在使用公爵王。他们坐的车虽然排气量3．0，并未超标，彭钢耐心向他们解释：排气量虽没有超标，但公爵王却是中央明令禁止乘坐的四种车中的一种，作为领导干部，应当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规定。并提出如本部解决车辆有困难，可向上级提出调换。在彭钢的反复阐释和耐心说服下，工作组临离开前，公爵王终于换了下来。
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彭钢又带工作组上了西北。这次是奔兰州军区后勤部去的。
兰州军区后勤机关自1986年以来，先后有9名二级部正副部长，19名团以下干部因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违法乱纪行为受到纪法惩，其中一名被判死刑。这些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在军内外造成极大影响，严重败坏了领导机关形象，损害了军队声誉，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兰州军区油料案”已于1993年结案，当事人也已分别受到纪法惩，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
老班子不存在了，新班子投入运转。所有问题真的随老班子的解烟消云散了吗？部门还是这些部门，工作还是这些工作，干部手中的权力如此之大，动不动就可以批几十万上百万，如果不从根本上……
[续彭门女将上一小节]铲除产生腐败现象的土壤，不重视新班子的自身建设，谁能保证不出新的“油料案”？要知道，老班子里也曾经净是部队里优中选优拔出来的精英啊。
彭钢借前去庆祝中纪委监察部为兰州军区纪检部记二等功的机会，帮助兰州军区后勤部委总结“油料案”事件的教训，以期防微杜渐，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开始，有些干部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他们说：“过去的事都过去了，1993年以后的班子就很好了。”彭钢说：“我这次来不是追究某个单位或某个人的责任的，而是来总结教训的。1986年以来，一年出一个部长的问题，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仅仅是这些干部个人的问题吗？比如某某，拿公家钱做交易，在珠海盖房子搞女人，群众明明有反映，为什么无人过问？如果不系统地总结组织建设上的教训，谁能保证不再出问题？”“总结教训，得自己总结，如果由我来总结，等于我吃饱了，你们照样肚子饿。总结教训，不能出一次问题总结一次，要从根本上找原因。好比一个人得了胃病，要搞清楚究竟是胃炎还是瘤子。要是胃炎，吃点葯就行了，可要是瘤子，那就得开刀。找不准病根，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后非出大事不可。”彭钢形象而生动的讲话，具有极强说服力。
在短短十天里，彭钢和纪检部的同志们一道，分别找后勤在位的5位委13位二级部长及长一一谈话，召开两次常委会，并在后五天时间里帮助后勤整出了一份题为《变教训为财富，变压力为动力，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的材料。材料总结了四条教训：必须把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重要位置，防止思想上滑坡与蜕变；必须加强组织对领导干部的管理，防止行为上失控越轨；必须认真坚持对领导干部选拔使用的标准和原则，防止用人上的失误和不公；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变质……
同去的一位副局长感慨地说：“在兰州军区，我们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累归累，但有一条，跟彭部长一起整材料，好干。她的思路非常清楚，大观点要说明什么，下面谈几个什么小问题，一清二楚，我们不过整理一下。”听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了彭钢小时候那篇被老师当作范文的大炼钢铁的作文。
兰州军区后勤部的这份文件，得到总政领导好评，成为今年五月份“全军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的会议参阅件。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彭钢两率工作组，先后跑了武汉、广州、南宁、湛江、海口、三亚、惠州、兰州……。仅四、五两个月里，彭钢下部队出差就达三十多天。而像这样地跑，在彭钢是家常便饭。好几个干部对我说：“跟彭部长出差，回来后感觉累极了。”从这里，大致可以看出彭钢的工作节奏。
我们的最初印象：女部长是相当称职的。
玉兰在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失去了父。那是1940年。
听母无数次地讲过，历九月初四的一个黎明，天蒙蒙亮的时候，共产员彭荣华的家被民军队包围。当时在家的有彭荣华、彭荣华的妻子和他们的六个儿女。一阵猛烈的枪击之后，彭荣华被当场打死。
彭荣华的二哥、玉兰的二伯父、同是共产员的彭金华随即被捕。在敌人手中，彭金华受尽非人折磨，宁折不弯，最后英勇就义。一起被枪杀的有一批共产员。彭金华死在历九月，湘江大地的溽热还未退去，十天之后，当他的妻子前去认尸时，尸已经腐烂得辨认不清了。彭妻强抑悲痛，凭着一条被血泡透的裤带，认出了自己的丈夫。
彭家两兄弟被合葬在一起。乌石乡浸满血泪的土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接连收回了她的两个儿子。
没有了男人的家，立时垮了下来。母一个人拉扯六个孩子，日子的艰难可以想见。为了活下去，还是孩子的大14岁就嫁了人。大在婆家经常挨打，有时被打得不成样子，常常偷跑回娘家来哭。大哥起超12岁便离家出外做了学徒。不久，不到10岁的二哥康治也外出去做了学徒，因为受不了虐待又逃回来。玉兰记得二哥跑回来的那天晚上，吓得面无人，说是后面有鬼。
那是个极其恐怖的年代。
母预感民不会轻易放过彭家的后代，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不敢让孩子们在家睡觉，每晚都打发孩子们到外面找地方过夜。玉兰有时在一位姓胡的婆婆家过夜。母生怕女儿年幼不懂事，拉着她的手再三叮嘱：“记住，一旦有人抓住你，你就说姓胡。千万不能说姓彭，说出姓彭是要被杀头的！”玉兰为了不给胡家添麻烦，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和二一齐跑到山上坟堆边过夜。山风呼呼，野狼嚎叫，玉兰和紧搂在一起，蜷缩着动也不敢动，睁大眼睛一直到天明。母本是个坚强的人，生活的巨大变故更使她变得近乎冷漠。她很少流露自己的感情，甚至不轻易流露对孩子的爱。不是她没有舐犊之情。感情对于这样的家庭无疑是奢侈品。母十分清楚，对于她来说第一重要的不是使孩子们感受到疼爱，而是他们怎么活。她对孩子们要求极其严格，小小年纪就让他们出去砍柴、割草、扯野菜。
有一天，五岁的玉兰和二伯母一道去扯野菜，被一条恶狗咬在上，险些咬到骨头，血流不止。回到家，母见状镇静地去找来邻居，让些许懂得点土单验方的邻居去扯来一些草葯，嚼烂了敷在伤上。母没有掉一滴眼泪。母知道，哭没有用。
可是有一次，母哭了。这是玉兰童年里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彭家附近有一座石灰窑，窑里有几个做工的穷哥们儿，由于同情彭家的遭遇，常常接济一下他们孤儿寡母。一年夏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彭家已经过了许久煮苋菜当饭吃的日子了，正巧这天是端午，穷哥们儿们不知怎么走得那么快，肉还没有动，父一个远房戚找上门来，说母欠了他的钱，要以肉抵债。母当时坐在缸边，玉兰和哥哥坐在门坎上，从不落泪的母，一时伤心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掉泪。看到母伤心成这个样子，玉兰和哥哥大声说：“，让他拿走1我们不吃！”这就是钢。童年的玉兰这时当然完全没有意识到，钢的秉——在烈火里烧，在冷里淬，铮铮傲骨，宁折不弯——已经通过这个刚强家族的遗传基因，不可更改地深植在她的生命中了。这种秉将伴她一生。
肉就这样被拿走了。那天的情景像火烫一样，烙在玉兰的记忆深。母的眼泪。那缸。那门坎。
还是往事：从永福堂到吴家花园
1950年，玉兰作为烈士遗孤，被……
[续彭门女将上一小节]组织接到北京，进华北小学上学。那时的玉兰，已经分别在家乡和武汉上了一年小学。这点说起来仍要感激父母。
父是个宽厚善良的人，在他生前常对母讲：“女孩子出嫁以后是要吃苦的，所以在娘家时要好好地待她们。”尽管家穷，但在家的女孩子从未感到过委屈，有时二和大哥吵嘴呕气了，父总是向着二。玉兰稍大一点，母就送玉兰和三哥一起去上学，而二哥康治却终因家穷不得不去做工，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这在重男轻女、封建意识极其浓厚的中农村，实在是很难得的。
也许是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因而格外懂得珍惜，也许是天生聪慧，玉兰书读得特别好。1950年进京到1953年，只用了三年时间，玉兰就连跳几级读完了小学，考人当时北京牌子最硬的中学——师大女附中。这时，她和从朝鲜战场回的大伯彭德怀夫妇住到了一起——中南海永福堂。
彭总对于自己最小弟弟的这个最小的女儿，的确有着一种非同一般的偏爱。早在家乡的时候，彭总就格外疼爱他的小弟弟。彭荣华两三岁上母就去世了，等于是彭总带大的。夜里哥俩同睡一，常常彭荣华尿了，就说：“哥，我这个地方不行了，换一下吧？”
彭总曾对彭钢说，你爸爸对自己的生日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在生日那天可以吃到一个蛋，所以每到他的生日我就得想方设法弄一个蛋，要不那几天就一定会被他缠得过不去。
彭总自己没有子女，对同胞手足的遗孤怎能不格外垂怜？由于永福堂面积不大，除去彭总夫妇、玉兰的卧房和会客室之外，其他房间不是警卫员秘书们使用，就是作为彭总的会议室。因此玉兰的哥哥们都没能和彭总生活在一起，唯有玉兰。从那时起，玉兰与彭总朝夕为伴，除去玉兰上大学，彭总下三线，玉兰成为彭总终生未离其左右的唯一人，直到彭总离开这个世界。
玉兰平时的功课从不必彭总过问，但她的作文彭总是每篇必看的，看完还要给她分析讲解。彭总讲起古文来记忆极好，玉兰总是暗自惊诧伯父怎么会记得那么多那么准，并且抱怨自己背外语单词老记不住。彭总告诉她：“你不能这么背，你要背一会儿就去干点别的事，过一会儿想想都记住了哪些，把记住的淘汰掉，再背那些没记住的，背背停停，停停背背，很快就都背下来了。”这实际上是在教给她一种学习方法。彭总还回忆了自己在湖南讲武堂学习的日子，说同学中数黄公略聪明，平时他总是玩，临到考试突击复习，三两天不睡觉，考得还特别好。
六年中学生活转瞬即逝，1959年，玉兰考上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这时她已改名彭钢。
她是以优异成绩被西军电录取的，而且考上的是第一志愿，又是当兵，当女兵。20岁的彭钢回到湖南老家去看望母，母也像她一样地高兴。考上大学，在旧社会那就是中了举了，孩子的前途、事业、幸福就全有了，母吃苦受累负重忍辱，不就是为孩子有这一天吗？彭钢说，那会儿村里人觉得她快活得简直像疯了一样，一会儿跑到田里去车，一会儿又跳到池塘里游泳，想到伯父爱吃家乡的南瓜，临走，还从家里抱回一个金红的大南瓜。
这时，伯父正远在江西，参加后来在我历史上留下惨痛记忆的庐山会议，此刻，他正蒙受着一生中最大的冤屈和羞辱。这一切，彭钢当然不会知道。
彭总从庐山返京，去西苑机场接彭总夫妇的彭钢，在机场就敏感地察觉到彭总神态不对，回家的路上，车内的空气也很沉闷。彭总只是淡淡地问了几句，考上了没有？考上了。见到了？见到了。怎么样？挺好。就再没话了。这不是平日的大伯，不是。彭钢明白，出事了。回到家，伯母哭了。伯母告诉彭钢：“你伯伯犯错误了。”
彭钢呆住了。
伯父吼道：“你跟孩子讲干嘛？孩子懂什么？让孩子跟着受罪！”就像一只在江流里游得正畅的小船突然遇到狂风巨，彭钢一时确实承受不了。倔强的她哭了，哭了许久许久。她为伯父感到不公。她太了解她的伯父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浴血抗日，从保卫延安到进军西北，更不要提硝烟尚未散尽的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了，伯父一生经历过多少恶战，谁人能够数清？在军队和家最危难的时候，总是伯父挺身而出。她决不相信为人民立下赫赫战功、一生无私磊落的伯父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不要说相信，就连想象都无法想象。
毕竟，她还太年轻。
伯母来告诉她，不要再上军校了，免得遭人歧视。彭钢真去找了招生委员会。要求改校，不能说明改校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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