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黄鹂鸣树，飞燕啄泥，四周荡漾着浓浓的春意。笔者和一位老干部，正在上海西区习勤路上，寻找门牌，要去探访平反后重病的周幼海。
在一幢公房的三楼朝南套间里，轮椅中歪斜坐着一个头发灰白、形销骨立的老人，他就是曾经红极一时而又遗臭万年的大汉周佛海的义子周幼海。他在北京秦城监内已经中风三次，此刻除左手还能颤抖着动动外，全身都已瘫痪，刚满62岁，就已病入膏肓，葯石罔效了。这是“潘汉年·杨帆案件”和十年“文革”给他的恩赐，他默默忍受着，正等候马克思最后的召唤。
老战友相见，热泪两行，相互唏嘘。笔者还带去了电疗机，想稍稍改善幼海的病。但试了十多次，完全无效，他的肌肉全部萎缩了。不过，在多次电疗时，却和幼海聊开了天，知道了不少历史往事。幼海虽病，但头脑清醒，口齿伶俐，谈了他和父周佛海之间的许多恩恩冤冤，凑起来就是一篇传奇故事。
本文不替周佛海父子立传，只谈谈他们一些曲折经历。在以下描述的故事里，主要将提到四个人。
首先当然是周佛海。在现代史上，他也算是个人物。他是中共产最早的员之一，还是“一大”代表。为了尊重事实，“一大”纪念馆内至今挂着他的照片。他是典型的投机政客，从共产投向民，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和“三民主义理论权威”，最后又当了汪伪阵营的第三号大汉。他的一生，变幻莫测，可算波诡云谲、翻云覆雨的了。这里要讲的主要是他当汉直至病死牢房的奇特经历。
其次要谈的就是周幼海。他走了和父一百八十度相反的道路，参加共产，弃家闹革命，在公安政保战线上，立下了汗马功劳。父子恩仇，不言可喻。但他的一生是一幕悲剧。有个朋友说：“周佛海作孽太多，父债子还，幼海来到这世界上，似乎是专替父还债的。”言者凄怆，听者悲凉。
还有就是两个女人：周佛海老婆杨淑慧和周幼海夫人施丹苹。
杨淑慧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她出身于湖南湘潭名门，帮周佛海布置过中共“一大”会场。她生泼辣，世圆滑，见多识广，口蜜腹剑，爱财如命，金银成山，是周家的小财政部长。此人厉害，女中少见。
幼海夫人施丹苹，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雍容华贵，英姿飒爽。她嫁给幼海时，正值周佛海被判死刑，周家下滑衰落之际，可见她不是为了金钱权势。她能尽清铅华，和幼海一起革命，是风尘中少见的奇女子。
上面这本来不应该碰拢的四个人凑在一起，就是一出精彩的戏，一本传奇的书，一部曲折的电视剧。
当然还得先谈周佛海。一次，笔者问幼海：“你父虽留日多年，但和日本政客军人向无往来。回后又是蒋介石的信，和汪精卫全无关系。他怎么会当上大汉的呢？”幼海笑笑：“说来话长，要细谈流年了。”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时，幼海15岁。当时周家在南京西流湾8号，是一幢精美的小洋房。花园内有坚固的防空洞，里面设备齐全，装饰华丽。当时，周佛海是民中宣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二室副主任兼机要秘书，cc十大头目之一，已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了。但这些似乎并未满足他的权力慾望。这就是周佛海的格，江山好改，本难移。
正当全兴起抗战gāo cháo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一批和周佛海臭味相投的民大员，就天天躲在周家的地下室内，大唱反调和低调。为首的是胡适，常来的有张伯苓、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朱绍良、顾祝同、熊式辉等人。他们天天谈论的，不是如何抗日，而是大讲中日不可打仗。他们认为，中日作战的结果，必定两败俱伤，而成功的是共产。他们仍然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民如果抗战，既不能“攘外”，也无法“安内”，死路一条。他们还以为英美决不会援助中。如此等等。胡适竭力主张，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不能断，此事应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日本通”高宗武去办。谈得多了，胡适笑着对周佛海说：“你这里成了‘低调俱乐部’了！”抗战中有名的“低调俱乐部”，即典出于此。当然，胡适后来当了民驻美大使，就不唱“低调”了。
所谓“低调”，实际就是汉论调。周佛海所以不惜落，除了以上论点外，他个人的因素也很大。幼海在回忆录里曾写到周佛海对他说过：“自从离共产后，我很不得意。我当上了民政训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了民宣传部副部长，与民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问题。”这是周佛海的不打自招。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8年民政府退到武汉后，周佛海才与汪精卫正式接触，结成投降联盟。他们秘密派高宗武到东京试探和平。后来又派梅思平到上海，和日本军部的代表谈判和签订密约，这就是有名的“重光堂会谈”。1938年冬，周和汪精卫一起逃离重庆，正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汪在河内，周在香港，汉活动，日益公开。1938年底汪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周佛海不顾各方面的反对，竭力主张在汪系《南华日报》上立即刊登，从而成了一名铁杆大汉。
1939年5月，周佛海和汪精卫一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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