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招生委的人说，学校既然已经定了，没有充足的理由就不能改了。这种毫不通融的作风委实救了彭钢，她到底还是穿上了军装。
1959年8月24日，是彭钢离家去西安之前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彭钢正在收拾东西，彭总轻轻进来，关切地问她是否收拾好了。彭总拿来一个小皮箱，对彭钢说：“这是我出时用的，以后我也用不着了，你的东西不多，就拿它去装些服吧。”皮箱是黄的，很漂亮。彭钢接过小皮箱。要是在平时，能得到这样贵重的一件礼物，彭钢不知会多高兴呢！可此时此刻，加上彭总这番话，彭钢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即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彭钢回忆起这段往事，我仍能感受到在她心中深埋的某种东西，这使得她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异样。这只小皮箱，她珍藏至今。
那天晚饭吃的是南瓜饭，用彭钢从湖南抱回的大南瓜做的，南瓜饭香喷喷的，可是吃在嘴里，却再没有了往日南瓜饭的香甜。
五年的大学生活，彭钢是在沉默中度过的。1959年9月底，彭德怀被撤消防部长的消息一公布，在教师同学中很快传开了。一些受极“左”思影响的师生为了表明自己立场的坚定，对彭钢表现出壁垒分明的界限；也有好心的同学，内心虽同情彭钢，却不敢表现出任何热情。自尊心极强的彭钢，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是沉默。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主动提出搬出中南海，住到了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每年的寒暑假，彭钢都要从西安回北京吴家花园看望大伯。
吴家花园里异常冷清。防部长以往的朋友不来往了，昔日的同志今天反目为仇。这样的例子“文革”中我们见到的太多太多。不要说同志和朋友，就是妻子、丈夫、生儿女在一夜之间划清界限的又何其多也。按说，彭钢非彭总生，作为侄女，在这种时候离他而去并非说不过去，于自己、自己的将来和自己的属都有好。可这不是彭钢。彭钢从和大……
[续彭门女将上一小节]伯住在一起的那天开始，就将自己的一生与这位可可敬的大伯紧紧连在一起了，无论是他显赫还是落魄，直到“文革”被斗，直到大伯被迫害致死在301医院，他身边的人，始终都站着彭钢。
每次放假回家见到大伯，她都像过去一样，向大伯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讲讲学校里和社会上有些什么新鲜“愉快”的事，但对自己在学校受到的冷遇和歧视却只字不提。她怕大伯伤心。这一天还是来了。大学毕业的同时，彭钢被迫下军装。下军装的那一刻，彭钢简直万念俱灰。她的父、二伯为了人民的事业流尽鲜血，她的大伯为革命戎马战斗一生，而她，彭钢，格像钢与火一样坚硬和热烈的女孩子，她的职业只能是军人，最适合她的服装，只能是军装。可是……
伯父黯然神伤，对她说，算了，人家不信任，还是回家吧。命运就是这样在短短几年里和她开了如此大一个玩笑。她学的是内当时最尖端的计算机，现在只能满身汗渍地和工人一起修理解放牌卡车；她曾是那样地渴望军装并且已经穿上了它，现在却又被迫把它换成挂满油花的工装，一起一伏，全在转瞬之间。当然，命运会继续按照它的路线走，再过十年，它会让她重新穿上军装，再过一个十年，它会把缀着金星肩章的将军服交到她手上，就在她每天往来于吴家花园和右安门那条路往北一点的黄寺礼堂里。这些，1965年的彭钢当然想象不到。要强的彭钢，当时唯一的念头是：不论做什么，我都该成为最好的。
吴家花园距离彭钢上班的右安门，几乎横贯北京北郊，乘公共汽车上班，在路上几乎要花去两个小时时间。即便这样，彭钢仍要求自己每天比别人早到，打扫地擦桌子，等到别人八点来到办公室，这些活早被她干完了。干部工人们在心、中暗暗赞叹：这个新来的转业干部、大学生楞没一点臭架子，好！人们哪里知道，为了做到这一点，彭钢每天必须在凌晨五点多钟就起。
在这段时间里，伯父给予了彭钢无微不至的关怀。那一段正是彭钢刚刚走上社会的人生之初，工作最紧张的时期，同时也是彭总在吴家花园“闲居”的时期，彭总便自觉地做起了侄女的后勤。每天清晨，彭钢起得早，彭总比彭钢起得更早，替彭钢弄好早点，通常是打蛋花冲粉，再用肉肠或是果酱夹上两片面包，待侄女狼吞虎咽吃完，便陪送彭钢去公共汽车站赶车，自己权当散步。晚上下班时，伯父常常已经站在车站等着接彭钢了。夏天，彭钢喜欢游泳，在外面游完泳回到家要冲一下澡，而吴家花园没有热，为了节省能源，彭总总是在太阳最毒的中午和下午，接上几脸盆放到烈日底下曝晒，等彭钢回来，正好能冲个不热不凉的澡。即使是生父母对子女，也不可能比这更周到了。
彭总不仅对自己的侄女如此，连对侄女的朋友也充满了长辈的慈爱。有时彭钢把朋友带回家来，临走彭总会送给人家一些自己生产的蔬菜。彭总自己开了好大一块菜地，种了冬瓜、南瓜、茄子、西红柿、辣椒……他把平时的粪尿积攒下来，沤成肥浇在菜地里。由于精心侍弄，他的菜长得特别好。
庐山会议被批判之后，彭总曾向毛泽东做了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像他磊落坦诚的一生一样，既这样说了，就一定这样去做，他曾对身边的人说：“既然自己不能再为和人民做工作，就不要再给人民增添负担了。”这片菜地，就是彭总尽最大可能对自己诺言的一个实现。
吴家花园的日子是单调的、压抑的，同时又是充实的、盛满温馨的。这是彭钢与伯父相濡以沫共同生活的最后一段日子，也是留在她生命中一段最难忘的岁月。伯父高尚的品格，不可战胜的钢铁意志，对革命的赤诚和对人民火一样的爱，点点滴滴为彭钢所见，这一切，成为一巨大的人格与道德的精神养份，注入彭钢心田。
1965年6月，彭钢与袁士杰——北京工业学院的一位普通教师在北京结婚。11月，彭德怀离开北京去西南“三线”。彭钢搬出吴家花园，和袁士杰住到北京东郊。
去“三线”给彭家带来的欣喜是短暂的。很快，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出笼，随即全各大报纷纷转载，人们在迷惑，在猜测，这是否预示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人们的猜测很快就被证实了。“海瑞罢官”，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一个政治信号。一场大动乱开始了。
彭德怀被揪回北京批斗，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开元帅，在那个没有真理没有法制的年代，连一个普通人的尊严都维护不住。他像一条破麻袋一样任由狂热的人们拖来拖去，想怎么斗就怎么斗，头发被揪掉了，牙齿被打掉了，骨头被踢断了，但他不讲一句丧失原则、辱没人格的话，“士可杀、不可辱”、宁折不弯的大将气概一刻也没离开过他。
彭钢和伯父之间，如同一只飘落风筝的线一样，被扯断了。知道伯父人就在北京，却咫尺天涯，不能相见。从小报上、大街小巷的传闻中，伯父受难的消息不断传来，彭钢兄心如刀绞，到打听消息，最后只得到允许，可以到卫戍区给伯父送些必需的生活用品。1973年，彭德怀被确诊患了癌症，直到这时，彭钢兄才被获准可以到名为治疗、实为关押伯父的医院探视彭德怀。在一间密不透风、连窗户都被木板钉死报纸糊严的“病房”里，他们见到了伯父。昔日那个即使是被打昏在地也仍虎死雄风在的伯父，已经枯瘦得如同一把干柴。
不久，这位身经百战奇迹般毫发未损、却毁在自己人手里的老兵，这位共和元帅榜上排行第二的“布元帅”，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那一天，是1974年11月29日。
元帅临终前曾对彭钢说：“多么希望死后能和我的两个弟弟、你们的父葬在一起。但我没有这个资格。我被打成反革命，而他们是烈士。”痛哉斯言！
又是三年。彭钢在沉默中又走了三年。
她被彻底放到车间劳动，搬活塞，打油眼，8斤重的活塞从机搬上搬下，一天活干下来，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她从中学第一次开始写入申请到这时，已经申请了二十多年，但就是得不到发展，有人甚至说：“彭钢就是表现再好，也不能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对于全人民来说，这是久历严冬之后春天的到来；对于彭钢，则是新生命的开始。
1978年12月24日，……
[续彭门女将上一小节]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为已故四年的彭德怀元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成千上万的人们含着热泪，向着彭总骨灰鞠躬告别，献上鲜花。彭钢作为遗属，站在伯父灵前，心中百感交集。她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可是伯父，他还能知道这一切吗？
彭钢重新穿上军装，重新踏进军营大门。1980年，她被调到总后指挥管理自动化研究室，在毕业十五年之后，她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专业。这时，她已年过不惑。
耽搁过去的时光太多了！彭钢工作起来有一种拼命的精神，不是在干，简直是在抢。研究室请来日本专家安装计算机，彭钢日夜泡在研究室里和日本专家一齐安装、调试，同时向日本专家学习那些在她毕业后十五年大大向前发展了的计算机新知识。往往是白天和专家一齐工作，晚上留在机房里将白天学到的东西进行一番反刍消化。半夜实在困了，就和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对付一夜，第二天照样接着干。由于她工作表现突出，成绩显著，不久，就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
1983年底，彭钢被借调到总后整办公室工作。整办主任是当时的总后副政委陈ying。陈副政委在与彭钢的工作接触中，发现彭钢不仅工作热情高，能吃苦，肯动脑子，更重要的是她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讲真话，是做干部工作的合适人选。因此，陈副政委向总后委提出了推荐彭钢任总后干部部副部长的建议。他有三条理由：一是彭钢为人正直，思想作风好，公道正派，不搞邪门歪道，办事让组织放心；二是彭钢“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在总后，没有介入总后的派斗争，比较超；三是彭钢是科技干部，科技干部在总后占相当大比重，干部部长懂科技便于做工作。
总后委对陈副政委的建议进行了认真考察和研究。1985年1月，彭钢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干部部副部长。同年5月，被任命为干部部长。
受命于困难之际。每个侧面都是她，又不都是全部的她
彭钢出任总后干部部长，正赶上全军干部工作最艰难的时期。1985、1986年，“文革”刚过，百废待兴，干部问题上遗留问题很多。1985年，全军裁军100万，那么多的编余干部怎么安排？同时还要改革开放，大胆提拔干部起用新人，改变干部队伍结构。
太难了！净是难啃的骨头。
“和彭部长在一起工作的那段时间，正是总后干部工作最紧张的一段——裁军、授勋、授衔、改文职，那一段有三个多月我们都没怎么睡觉，没过过星期天。档案报表堆得像山一样。哪一级以上报总政，哪一级报总后，哪一级干部部批，哪些授勋，哪些授衔，哪些改文职，每个干部由原来的职级往军衔和文职级上怎么套，该调的调，该升的升，总后系统近万名干部一个一个地过，不允许有半点差池。你有差池也不行啊，人家立刻找上门来。到了晚上，办公大楼其他部门都黑了，就我们干部部灯火通明，大伙眼睛熬红了，人累病了，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跟彭钢在一起工作过的干部们这样回忆。
每一个人，从他参加工作那天起，就面临着几年一度的晋升、调职、调级，而这一切又直接关系到工资、房子的面积、出差坐硬卧还是软卧……一句话，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食住行。说政治部中管干部的干部权力最大，这话一点不过分。搞干部工作的人，可以用手中这份权力为干部群众做很多事，但若是想使用这份权力为自己谋点什么也是易如反掌。因此，做干部工作的人，必须公正无私，刚直不阿，不欺下，不畏上，不怕得罪人。而做到这些，谈何容易！
但彭钢做到了。
彭钢手中权力如此之大，对自己却严格得近乎苛刻。她从不收受任何人的礼品和财物。有人送礼，她当面退掉；有人把东西送到家里，她都拿到办公室来，要么寄回，寄不了的比如要烂掉了的东西，她就把钱寄过去。下部队，临走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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