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部队出于礼貌送一些土特产，她从来不收，实在盛情难却，就个人掏腰包，算是花钱买的。
彭钢对自己这样严格，在工作上也决不徇半点私情。
当初，总后委准备调彭钢搞干部工作时，彭钢是有想法的，她本心讲，她更愿意搞她的自动化。一开始在整办，她在工作之余还总是翻翻英语，有的同志说：“你不要老看英语。”彭钢答：“我不能把英语丢了，我将来还是要搞业务的。”后来调彭钢到干部部，她的顾虑就更大了。她了解自己。廉洁自律、事公正这都没有问题，最大的担心是自己脾气太直，原则又强，弄不好会得罪人，因此，彭钢曾对某位领导说：“您总说我正派，敢于直言。要是顶到您头上，您准不高兴。”
彭钢是干部部长，但她十分清楚她首先是一名军人。没有一名军人不知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彭钢当然不例外。只要是委做了决定的事，她坚决服从。作为干部部长，这就更要求她在许多重要决议形成之前，为委作好参谋，干部部门参谋意见的正确与否，对委决策的正确与否，起着很大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彭钢常讲：一个参谋有三次建议权，我用两次，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
到干部部没有多久，彭钢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为了坚持原则什么人都敢顶的名声就在总后传开了。直到今天，人们还记得这位女部长。
有个干部想调自己一个戚进总后下属单位，经过考察，这个干部不合适。当事人通过关系往上找，一直游说通了总后相当一级的一位领导，领导自出面跟彭钢谈，都没谈成。当然，这事黄了。
不熟的人敢顶，熟人又如何？
某位已故重要领导人的夫人，想把自己的女儿调进总后下属的一所大医院。首先，老太太已有几名子女在京，不符合“身边无子女”政策，再则，干部部门对这名干部进行了了解，考察结果这名干部在原单位业务不是很强，而她想调入的那所医院担负军队高级干部的保健和军委、驻京许多大单位的医疗保健业务，调入这所医院的干部必须业务平高，责任心强，显然，这个干部是不合格的。理所当然，这事被彭钢挡住了。一天晚上，彭钢接到另一位首长夫人、她很熟悉的一位阿姨的电话，说是要来看她，彭钢说，我是晚辈，还是我去看您吧。待彭钢骑着车赶到这位阿姨家，见要调自己女儿的那位阿姨也在。当然，这事谈到后来就谈僵了。彭钢默默地听着长辈“训”了她两个小时。作为晚辈，彭钢不会回嘴，但原则，她决不放弃。最后，这个干部还是没能调成。
这位夫人可能会觉得彭钢不近人情。诚然，一个年已古稀的老太太……
[续彭门女将上一小节]，想把女儿调到自己身边来，无论怎么讲也是人之常情。这里决没有责怪老太太的意思。只是，把这千千万万个人之常情集中到干部部门来看，原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对熟悉的、同时又是自己直接上级的领导，彭钢还能这样坚持原则吗？有两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总后勤部某位首长，既是彭钢的直接领导，又是彭钢叔叔一般的长辈。彭钢对于这位首长，既有着下级对于上级的服从和尊重，又有着晚辈对长辈的爱戴。但在工作中，首长一时有判断不准置失当的时候，彭钢照样坚持原则半点不徇私。
彭钢随这位首长在武汉基地考核班子时，基地一些领导提出某个干部要用。由于干部部门事先已对所有干部进行了考核，彭钢心中有数，于是照实发表了意见，认为这个干部不合适。大概是基地某些人已事先在首长那儿做了工作，首长有些恼火，问：“是你考核的？你说不能用就不能用？”换个胆小点或是唯上是从的干部，见状附和两句，大不了闭上嘴也就完了。可彭钢不，她立时就把自参与考核的干部叫了来，当面向所有人谈了考核的情况和干部部门的意见，最后这位首长不仅同意了干部部门对这个干部不提升的意见，而且提出调整了这个干部的工作岗位。
某军医大学调整班子之际，首长听到某一位学校主要领导反映政治部、训练部两位主官表现不好，有些搞谋的行为，首长最不喜欢这种人，听了很生气，认为这样的干部决不能用。可干部部门听到的反映却完全不是这样。彭钢自带人去军医大考核调查，考察的结果，这是两位很不错的干部，作风正派，业务能力强，群众反映好，彭钢立即回来向总后委作了汇报，认为那位校领导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这两名干部不但不能不用，而且应当重用。总后委采纳了干部部门的意见，将其中一名干部调到另一所军医大任训练部部长，被干部群众誉为是建校以来最好的训练部部长，后来提升为校长，也干得非常出。由于彭钢敢于直言，为干部讲公道话，使这个干部洗去污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也为军队建设保留住了一位人才。事后这位首长说：“彭钢做得是对的。”
必须要说一句，像彭钢这样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难能可贵，而像这位首长这样大度容人、知偏就纠的领导也同样难能可贵。他可贵就可贵在能够实事求是，不怕承认自己不是全能，也有失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完全不失误，更何况他这样一个统率千军万马日理万机的总后勤部首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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