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種～至第二三０種)
一、述例
「臺灣文獻叢刊」，為本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物之一。在周憲文先生主持策劃之下，從事編印。自民國四十六年開始編印以來，迄今將近十年；共已出版二百三十種（自第一種至第二三○種），計四百五十三冊。筆者忝與執役之末，十年歲月，消磨殆盡；茲承命撰此報導之篇，握管臨文，重有感焉。
通常，一種叢刊之編印，每種書首均有共通之「總序」或「凡例」一類文字。這在本叢刊雖未之見，但如歷觀十年來已出版各書之「弁言」或「後記」以及種種遞變軌跡，不難見其創刊旨趣、搜輯範圍、刊印方式以及編輯方面之若干成例。
首言創刊旨趣。當第一種「臺灣割據志」出版之初，主持人周先生在其「卷頭語」中說明「為什麼出臺灣文獻叢刊」時云：『我在拙著「清代臺灣經濟史」的「自序」裏已經說過：研究歷史，一要有史料，二要有史觀；前者賴有公開資料的風氣，後者得憑個人獨特的修養。我們十多年來的工作方針，嚴格說來，就在儘量發掘並提供有關臺灣經濟的研究資料。因為有了充分的資料，社會上自然會有高明之士運用其正確的史觀深入研究，有所造就。我們願意為多數的學人服務，而絕不關心到小我（私人或機關）的成績。說明白些，我們固亦從事個別研究，但願與大家在同樣的資料基礎上進行。我們堅信，個人的能力畢竟有限，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由於這一信念，所以我們決定於原有的「臺灣特產叢刊」與「臺灣研究叢刊」以外，印行「臺灣文獻叢刊」，拿清代有關臺灣的私人著述（特別是未經印行的抄本）彙編問世。這一工作，對於臺灣研究者，毫無疑義，有其必要』。而此所云「資料的公開」，是不僅為其特定標的（臺灣研究）之需求，多方發掘，儘予實現；而以得能蔚為風氣，尤為所望。所云「為學人服務」，不僅有所為的為「學術進步」而致力，抑更無所為的冀遂「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之願望。
次言搜輯範圍。基上引述，本叢刊之搜輯，初以「拿清代有關臺灣的私人著述」為範圍，而以對臺灣研究者提供資料為目的。約而言之，要以「臺灣」為中心。舉凡臺灣之地理、歷史、風俗、人情等社會資料之搜求，固無論矣。抑有進者，臺灣之歷史文化來自大陸，當年大陸漢民族如何與臺灣發生關係？如何來此開天闢地？又如何建立社會、政治以及其他種種設施？其後如何遞嬗演變？此在研究臺灣歷史──即或是研究臺灣社會史、經濟史……，均為所必需之課題。非特隋、唐、宋、元之關係資料（有關流求等記載）有需搜羅，即秦、漢時期亦不無可資研究之史料（如夷州、亶州、東鯷等記載）有待發掘。迨至明代以降，東南海上騷動，外由荷蘭、日本，內因「海寇」、「流民」，臺灣與大陸之關係愈益密切。後以南明動盪，以啟鄭氏入臺，擴我彊宇。凡此直接、間接之歷史發展資料，莫不為「臺灣研究」所必需。因此，本叢刊提供與搜輯之範圍，自非臺灣之內涵所局限，要亦外延至歷史與地理上輻射之所及。就已出版諸書而言，其他姑不列舉；自第七六種「南天痕」起，則漸及於明季（以南明為主）史料。因臺灣鄭氏（包括鄭芝龍）之崛起，有其時代背景。而此構成時代背景之記載與描繪，同為研究臺灣鄭氏之所需，自無待言。不過，其間亦有分際，如祇收「明季南略」（第一四八種）而不刊「北略」（內有關鄭芝龍紀事，已移作「南略」附錄），取「東南紀事」（第九六種）而捨「西南紀事」，可作說明（補記：後又擴展搜輯範圍，詳見「臺灣文獻叢刊提要（下）」「廣例」）。又按第一五八種「清世祖實錄選輯」「弁言」有云：『本書內容，都是關於鄭成功的記載。但鄭氏事縱與南都、福京相續，橫與浙海、兩粵相應，故選輯範圍，擴大到三王所涉諸事並略及諸方義旅』。此段記述，亦可作上述搜輯範圍之註腳。
次言刊印方式。上引周先生「卷頭語」有云：『有人主張：用照相影印，既省費，又省時，而且可以全無錯誤。但我不是這樣想法。我想：除了書畫之類供人欣賞的作品以外，凡是給人研究、參考或閱讀的書籍，應以「便利」為第一條件。而此所謂「便利」，又當是客觀的。例如：像吾輩五十以上的人，看舊文字，也許用不到新式標點的幫助（可能也有反認新式標點為累贅的）；但是這種主觀的認識，不能否認新式標點的「便利作用」。我們出書，要以年輕的一代為標準──現在的年輕人以及未來的年輕人。我們要為他們著想，並為他們謀便利。……由於這一理由，我們寧願標點排印。再次，還有一點可以一提。有人主張：「這類書，印刷當圖講究，印數務須減少；每種限印三百部，已經足夠」。不論印刷與內容，都得以「世界水準」為努力的目標，這是不錯的。但在現狀之下，能夠「世界水準」的著作，實在很少。我以為當前的急務，與其多花錢僅求印刷趕上「世界水準」，不如節省一點費用多印幾本比較有用的書。所以本叢刊的用紙，祇在「宜於保存」的立場，改用道林紙（過去的出版物都用白報紙）而已。至於印數，暫定千冊；理由仍為我們的出版物是「給一般人研究、參考或閱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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