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戴厚英遇害一周年之际，她的女儿戴醒带领全家回来为她母扫墓。戴醒说，她很想为她母出版一套较完备的文集，以资永久的纪念，但她远在美，无法料理此事，因此，想委托高云和我来编辑文集并联系出版事宜。我们与厚英是几十年相交的老朋友，她的惨死景象永远无法在我们的脑子里抹去，为她做点纪念工作，使她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流传，是义不容辞的。此事得到了厚英家乡的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支持，我们商定出版一套8卷本的《戴厚英文集》。
厚英生前曾经出版过不少书：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自传，其中有些在文坛上还引起过强烈的反响。但她有些作品是在香港出版的，大陆上没有发行过，如《往事难忘》、《风轮流》、〈空中的足音〉、《戴厚英随笔集》；有些则尚未结集出版，如许多散文和一部分短篇小说；还有自传下册《做人·作文·我的故事》，则是从她的电脑里调出来的未完成稿，现在都收在这套8卷本文集中。对于大陆上广大的读者来说，这里有将近一半的内容还是新鲜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散文只能出一卷，所以有所删落；她的评论文章大都写于文革以前和文革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些都是脑袋还没有长在自己脖子上，而作为别人的写作工具时所写的东西，观点当然是“左”的，这是当时的社会思所致。这些文章，对研究者来说，自然具有历史资料的意义，但对于一般读者，则已无阅读价值，所以本文集没有收入。以后如有人编辑出版《戴厚英研究资料》，倒是应该收入她的理论文章的，因为这些文章毕竟反映了她青年时代的思想轨迹。
戴厚英生于1938年3月，安徽颖上县人。在她出生的前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所以她一生下来，就面临着民族的深重灾难。她是在母的怀抱中、在独轮车上“跑反”长大的。
厚英的祖父是一个破落户子弟。因为祖上做过武官，门前立过牌坊，所以他思想上永远背着一个“光荣门第”的包袱，治家亦颇专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戴家的光荣是一去不复返的了，他只能靠经营土布为生。到了厚英父这一辈，就成为正式的生意人。但经营的也不是什么大生意，而是乡镇上的小杂货铺。
在当时的中，特别是在农村，这样的家境也就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所以作为一个女孩子，厚英还能够上学读书，而且从不缺少学习用品。当然，这与厚英从小聪明也有关系，她的大就没有这样的福气。
厚英在上学之前就由祖父教识了许多字，所以一入学，学习成绩就比较突出。而且，她还有一个特点：思维敏捷，口才出众。他父常把她带到人前去显耀，让她与大人辩论，每每获胜。她在小学六年级时，获得全校演讲比赛第一名，背着获奖的蓝布书包，很是引人注目。厚英的中学时代是在解放初期度过的，那时，政府常常要学生配合政治任务展开宣传活动，并以此来衡量他们的政治积极。不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大运动要配合宣传，而且反投机倒把、实行婚姻法等政事，也要组织宣传队。这些工作，厚英当然是很积极地投入，她成为一个革命宣传员，秧歌队、腰鼓队、演剧队，都少不了她。她那时演过很多戏：《白毛女》、《赤叶河》、《血泪仇》、《刘胡兰》……，演得有声有。这些活动虽然耽误了不少读书时间，但也进一步培养了她的口才和工作能力。
厚英少年时代形成的格特点和才于，对她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她的敏捷思维能力和出众的才华，有助于她取得很大的文学成就，而过于要强的个和不肯让人的锋利言辞，又使她难以理好人际关系。
格即命运。厚英一生坎坷的命运，既取决于时代的风涛，也导源于她自己的格。这就是她为什么把自己的自传取名为《格·命运·我的故事》的缘故。
1956年，厚英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这里，她经历了阶级斗争风雨的试炼。
厚英是做着作家梦走进大学中文系的，她入学的那一年，正是解放后文化界学术空气最祥和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他的主题报告中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接着，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学术方针，鼓励文人学者进行鸣放。知识分子感到了春天的气息，他们卸下了思想改造运动以来背上的思想包袱，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厚英觉得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她和许多同学一样，认真地响应的号召，努力向科学进军。听课之余，她天天到图书馆抢位置，面对着那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古今中外书籍，更加感到知识的饥渴。她狼吞虎咽地阅读，那一年的确读了不少书。而且阅读兴趣也转变了。从解放初期的爱读解放区作品和苏联文艺，变为沉迷在18-19世纪西欧和俄罗斯的艺术世界中。在这里，她不但领略欧洲风情，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民主思想。这种民主思想与她原有的倔犟格相结合，就加强了她的自我主意识。
然而，好景不常，风云多变。鸣放不久，事情就起了变化，“反右”斗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