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武器，此稍有识者所能知矣。进化学者论生物之公例，谓物体中无论何种官能，苟废置不用之既久，则其本性遂日渐澌灭，如彼意大利洞中之盲鱼，昔本有目，因洞居黑暗，目无所用，故为今形；又如脊椎动物类，昔本有腮（人类亦有之），因空气轻清，腮无所用，故为今形。诸如此者，不可枚举。经百数十代之遗传顺应，其本能之发达毗于一端，而他端遂脧缩以至于尽。此其例通于生理、心理，两部分而皆同者也。专制之国，其民无可以用政治能力之余地；苟有用之者，则必将为强者所蹂躏，使之归于劣败之数，而不复得传其种于后者也。以勾者不得出，萌者不得达，其天赋本能隐伏不出，积之既久，遂为第二之天性，就使一旦放任，而其本能之回复。固非可以责效于一朝一夕。譬诸妇女缠足者，缠之既二三十年，虽一旦释之，而不能如常足，明甚也。（今有持论谓中国人既无立宪资格，即当以暴动破坏养成之者，是无异集缠足妇人骤赤其足，即驱之以竞走，谓是可以养足力也。）以故虽在专制力所不及之时、之地、之事，而其涣然不能自治也如故，皆此之由。或曰：欧西诸国，前此之呻吟于专制轭下，与我等耳，何以其政治能力之摧残，不若我之甚？曰：专制同而所以专制之性质不同。彼盖以封建专制贵族专制为主体，而我适与之相反者也。（其详迭见于拙著《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诸篇。）质而言之，则彼乃少数之专制，而我则一人之专制也。少数专制者，即少数人自由，而多数人不自由之意也；夫由少数人之自由，以渐进于多数人之自由，其视全体人民悉无自由而骤欲进于自由者，其难易固有分矣。故泰西之专制，常为政治能力之媒。（观英国大宪章与匈牙利金牛宪章之起原可以证此说之不谬矣。他国亦大率类是。）而中国之专制，全为政治能力之贼也。（此论理甚长，精细剖辩俟请异曰。）
其第二事，则由于家族制度也。欧美各国统治之客体，以个人为单位（Vnit），中国统治之客体，以家族为单位，故欧美之人民直接以隶于国，中国之人民间接以隶于国。先圣曰：“国之本在家”，又曰：“家齐而后国治。”盖在此种社会之下，诚哉舍家族外无所以为团也。细察中国过去种种制度，无不以族制为之精神。言夫教育，则曰父兄之教不肃，而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凡庠序学校，皆以养国老庶老为最重要之典，故可谓之族制的教育。言赋税，上古井田之制，九家为井，由井而通而成而终，全以家族为纲，不俟言矣；即封建即废以后，如汉有户赋（以充郡国行政费也），唐有调（租庸调三者，租课田，庸课人，调则课户也。唐制户籍法最详，计其赀产定为九等，每户有丁、中、老、小、黄等名号），有两税（两税不以丁第户而以丁从户也），明后虽行一条鞭法，然仍有收户、解户、马户、灶户、陵户、园户、海户诸名。故泰西只计口，而中国则户口并计。（参观前号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诚以户也者，中国构成团体之一要素也。观其统计之小节，而立法之根本观念，于兹可征矣（掌财赋及民事者谓之户部亦根于家族思想也），故可谓之族制的财政。言夫刑法，则罪人及孥，甚者乃夷之族。此风直至本朝雍乾间，犹未能改，故可谓之族制的法律。言夫兵役，则封建时代，丘乘与井田相属，无论矣；自战国至李唐，常为三丁抽一之制，宋后行保甲，每十家籍二丁，皆可谓之族制的军政。其余一切制度，大率类是。苟一一细按之，则其立法之源泉，皆有蛛丝马迹之可寻。（此不能遍举，他日当著专篇研究之。）要之，舍家族相维相系之外，有司无以为治也。即其地方自治之制，有若所谓甲首、所谓保正、所谓里长、所谓社长者，皆无不以一族之耆老充之，舍是则自治团体不能立也。故吾常谓中国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参观拙著《新大陆游记》第186页。）盖西语所谓市民（Citizen）一名词，吾中国亘古未尝有也。市民与族民，其相异之点安在？市民之长尚贤，其任之也以投票选举；族民之长尚齿，其任之也以年资洊升。投票选举，则物竞行，而被选者自必立于有责任之地位；年资洊升者反是。夫是以泰西之自治制度，为政治能力之滥觞；中国之自治制度，为政治能力之炀灶也。夫是以在一乡一族间，尚或秩然有团体之形，一至城市，则有机体之发达，永不可见也。
其第三事，则由于生计问题也。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岂不然哉？岂不然哉？地理学家言：完备政团之发生，必在温带。盖热带浴天惠太厚，故其民偷窳，而生计不发达。寒带蒙天行太酷，故其民瘠苦，而生计不发达。生计蹙而欲政治之进，其道无由。盖人道之所以进步，皆起于有所欲望，而汲汲设法贯达之。欲望之种类甚多，恒应于其社会之程度高下为等差，必先急其所最急者，乃及其所次急者，更及其所又次急者。如衣食住，最急者也，无之则一日不能自存也；稍进焉，乃更求间接以保生命财产之安全者，则政治之业是已；益进焉，乃更求其躯壳及灵魂之特别愉快者，则奢侈品物及学问之研究，道德之实行是已。（凡生计学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必论欲望，谓是为根本的观念也。惟诸家之论欲望每分为必要之欲望、度外之欲望等类。鄙人窃不谓然。夫贫瘠国民之求一粗粝、一蓬荜其必要者也，富强国民之讲卫生的饮食、修洁的道路、华美的宫室，亦其必要者也；野蛮国民之求一骁勇酋长以御猛兽、外敌其必要者也，文明国民之求一完备之政府、稳实之权利以谋公私之进步，亦其必要者也。然则凡欲望皆生于必要而已，其必要之事物愈多，则其欲望愈繁而文明之程度愈高，此民族进化得失之林也。）且使其所最急者，犹终岁勤动不能获焉，而欲民之有余裕以谋其所次急者、所又次急者，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故政治、道德、学术一切之进步，悉与生计之进步成比例，皆此之由。吾中国数千年生计界之历史何如？吾中国今日生计界之现状何如？观于此，则其政治能力缺乏之根源，从可想矣。正乃孟子所谓“救死惟恐不赡”者也，故其于最狭义的小我之外，不遑念及大我；于最狭义的现在之外，不遑念及将来，亦奚足怪！难者或曰：若汉之文景间，唐之开元天宝间，本朝之康熙乾隆间，号称家给人足，比户可封。今使两者果为切密之比例也，则彼时之政治能力宜若发达，而事实顾相反，何也？应之曰：是宜诇之于遗传之理。彼自祖若宗百数十代，既已汩没其本能，而欲以数十年之短日月遽还其原，乌可得也？而况乎他种原因之旦旦而伐者，尚不止一端也！而况乎所谓家给人足者，又不过历史上一美谈，而当时实状正未必尔尔也！故吾国数千年社会之精力，全销磨焉以急其所最急者，欲求达下级直接之欲望而犹不给，而欲其进焉以怀间接高级之欲望，且有术焉以自达之，安可得耶？安可得耶？
其第四事，则由于丧乱频仍也。凡有机体之发达必经自然之顺序，历尔许之岁月，又无他种故障以夭摧之于中途，夫然后继长增高以底大成。吾有一弟，总角早慧，冠绝群从，及八岁，得怪病，乡居误于庸医，经年病瘥，而灵明若失，今谋补救，后效茫茫。吾观于此，而忽有感于吾民族政治能力之丧失，亦类是焉。夫其伏于专制之羁轭，困于家族之范围，役于生计之奴隶，盖本能之斵丧者，既已十六七矣，而犹或潜滋暗长，萌蘖非无，无如更数十年，必经一次丧乱，辄取其前此积累之根柢而一扫之。法王路易十四言：“朕死之后，有大洪水来。”而中国历史家亦往往知陶唐经洪水时代，将黄帝传来之文明消失大半，曾亦思秦汉以来数千年间，我先民遭洪水厄者，不啻十余度也。唐人诗曰：“经乱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因供寨木无桑柘，为著乡兵绝子孙。”又曰：“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此等单语片词，曾未能写其惨状亿万之一！然文明与丧乱俱尽，可概见矣。今之尤国民者，动曰“其性卑屈，其心狡诈，其欲望劣下，其团体涣散”，曾亦思民之生彼时代、处彼境遇者，非卑屈狡诈，何以自全？而“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之思想，既深入于人人脑识中，复更何心以爱同类而计将来也？泰西史家言：法兰西当大革命时代，全国所产婴儿，率多癫痫。盖社会之现象，遗传于其群之心理中者，如是其可畏也！吾国当丧乱之际，惟彼卑屈狡诈劣下涣散者流，差得避天行淘汰之酷，以遗其种于来祀。夫前辈之国民；既已死绝矣，后辈之国民，自其在胎中，已饱受恐怖忧郁之教育，及其幼而处家庭，长而入社会，所习见习闻之嘉言懿行，则若何而可以全躯免祸也，若何而可以希宠取容也，就使天下复定之后，上而君相，下而师儒，竭全力以养其廉耻，陶其性情，而本能之回复，犹且待诸一二世以后也。乃霸者复阳植之而阴锄之，使永无发生之期，未及一二世，而前度之丧乱，复缫演再见矣。丧乱之缫演多一次，则毒害之遗传加一层，如之何其政治能力不澌灭以尽也？呜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远矣！
吾既以思想能力两者相比较，谓能力与思想不相应，为中国前途最可忧危之事。然则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所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苟不尔者，漫言曰养之养之，其道无由。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此举国所同认，无待词费也。国民所以无能力，则由中等社会之无能力，实有以致之。故本论所研究之范围，不曰吾辈当从何途始可推能力以度诸人，曰吾辈当从何途始可积能力以有诸己而已。非有所歆于能力以自私，实则吾辈苟有能力者，则国民有能力；国民苟有能力者，则国家有能力。以此因缘，故养政治能力，必自我辈始。请陈数义，相策督焉。
一曰分业不迁。文明程度之高下，与分业之精粗成比例，此生计学之通义，而社会上一切现象，举莫能外者也。西人恒言曰：“成功之要素有三；一天才，二机缘，三历练。”夫天才不能事事而优也，有所长斯有所短。机缘不能事事而应有也，有所适斯有所障。历练不能事事而遍也，有所习斯有所疏。故善任事者，必自审其性之所近，地位之所宜，择其一焉，日日而肄之，然后庶底于成。今日之中国，其无志国事者，视一切皆如秦越人之肥瘠，斯不必论矣；若乃有志者，见夫大局如此其危急也，应举之事如此其繁多也，而声气相应之人又如此其寥落也，乃抱雄心、励苦节，欲取一切而悉荷诸区区最少数人之双肩。试观数年以来，倡政治改革之人，非即倡教育改革之人乎？倡教育改革之人，非即倡实业改革之人乎？倡实业改革之人，非即倡社会改革之人乎？以实业论，则争路权者此辈人，争矿权者亦此辈人，提倡其他工商业者亦此辈人也。以教育论，则组织学校者此辈人，编教科书者此辈人，任教授者亦此辈人也。以政治论，则言革命者此辈人，言暗杀者此辈人，言地方自治者亦此辈人也。其他百端，大率类是。夫此诸事者，谓其一当办，而其他可无办焉？不得也，谓其一当急为，而其他可缓办焉？不得也。于是志士热心之极点，恨不得取百事而一时悉举之，恨不得取百事而一身悉任之。其遇可怜，其志可敬，虽然，谓其能力得缘此而获进步，非吾所敢言也。若此者，美其名则曰“总揽大纲”，曰“纤悉周备”，若语其实，其浅尝而已，浮慕而已。孟子曰：“人有不为也，然后可以有为。”夫所谓不为云者，非必其不可为者也。可为之事千万，则为之之人亦宜千万，以一人而欲为千万人之所可为未见其能有功也。夫志士之欲有为也，无论其事或大或小，或遍或局，要之与政府所持主义含反对之性质者也。政府反对，则不可不结国民之同情以为后援。然国民又大率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自其初不肯遽表同情于地位脆弱之志士，势使然也。故夫任事者，语于本原之地，不可有成败之见存，固也。然发端伊始，与其徇心之所安而不恤败，毋宁因势之所导而必求成。昔人有言：“带乡兵者，可以胜不可以败。”今之任事，盖有类于是矣。事之范围虽小，苟有一二明效大验，则可以起社会一般之信用，他日任他事，而阻力消其半矣，他人任他事，而阻力亦消其半矣。如是相引递进，夫乃同情众而能力强。（即如近日粤汉铁路案发起之者，在民间势力绵薄之数人，渐以动全国之有力者，此为国民号召政府与外人争权利之嚆矢。使此事而能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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