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积极予以帮助。会昌毁佛期间，僧徒四处逃窜。鲁山（今河南鲁山县）主簿皇甫枚，让洛阳敬爱寺僧从谏身着乌帽麻衣，躲在自己温泉别业（田庄）的山上。"后岗上乔木骈郁，巨石砥平，谏公夏日常于中入寂"（《太平广记》卷九十七《从谏》条，出皇甫枚《三水小牍》），可见皇甫枚给僧人提供食宿为时不短。日本僧人圆仁在毁佛高潮中由长安回国，东都崔太傅和郑州长史、殿中监察侍御史赐紫金鱼袋辛文昱，都殷勤接待，赠送绢帛。辛文昱甚至对圆仁说："此国佛法即无也！佛法东流，自古所言，愿和尚努力，早建（达）本国，弘传佛法。弟子多幸，顶谒多时，今日已（一）别，今生中应难得相见。和尚成佛之时，愿不舍弟子！"（[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有的士大夫借助于佛教而飞黄腾达。扈载后周广顺二年（952）在开封进士及第，时当30出头，当官本应从低级别开始。他去相国寺游玩，见翠竹可爱，就作了一篇《碧鲜赋》，题写在相国寺的墙壁上。周世宗听说后，派宦官去相国寺抄写下来，十分欣赏，于是安排扈载担任水部员外郎，知制诰，又提拔为翰林学士，赐以高级官员的绯色章服。（《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扈载传》）
但在朝廷大做佛事时，士大夫的责任感和本位意识超出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态度之上，必然发表一些反佛言论。这样，士大夫的反佛文字就有了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在朝廷崇佛的高潮中集中出现，其二，作者往往包括崇佛的人。
武则天时期，立佛寺，造佛像，役无虚岁，有时费用太大，甚至令全国僧尼每天每人资助一枚铜钱。在洛阳的官僚士大夫，纷纷上疏反对，宰相狄仁傑上《谏造大像疏》，成均祭酒李峤上《谏建白马坂大像疏》，监察御史张廷珪前后上了两份《谏白马坂营大像表》，宰相苏瓌也上疏建议限制佛教。狄仁傑指出："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肤，不辞箠楚。……比年以来，风尘屡扰，水旱不节，征役稍繁。家业先空，疮痍未复，此时兴役，力所未堪。……设令雇作，皆以利趋，既失田时，自然弃本。今不树稼，来岁必饥，役在其中，难以取给。"（《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傑传》）苏瓌以为"縻损浩广，虽不出国用，要自民产日殚。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苏瓌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张廷珪援引《金刚经》的说法，劝告武则天说："佛者以觉知为义，因心而成，不可以诸相（具体的东西）见也。"广造寺塔佛像，"盖有住于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佛教宗旨是慈悲为怀，可是大兴土木难免会"辗压虫蚁，动盈巨亿"，贫苦百姓"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箪食瓢饮，晨炊星饭，饥渴所致，疾疹交集。岂佛标徒行之义，悯畜兽而不忍残其力哉？"（《旧唐书》卷一百零一《张廷珪传》）李峤建议说："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馀贯，若将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馀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均等）育之意，人神胥（都）悦，功德无穷。"（《旧唐书》卷九十四《李峤传》）可见，即便一些奉佛的士大夫，也认为在天下虚竭、海内劳弊、边境未宁、镇戍不息的情况下，大做佛事对国家不利，转而采取反对态度。但他们并不反对佛教本身，甚至还利用佛教原理来劝说最高统治者不要做违背佛教精神的事。
有的士大夫反佛，是由于不了解佛教理论，只看到佛教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一些现象。他们一旦深入阅读佛教典籍，便会被佛教广泛而深刻的义理所折服，转而信仰佛教。在洛阳当过后唐宰相的马裔孙，就是这样的人。他好古成癖，"慕韩愈之为人，尤不重佛"。后晋建立后，他被废弃，追感后唐政权对自己的恩遇，于是隐居洛阳长寿寺读佛书。"岁馀枕籍黄卷中，见《华严》、《楞严》词理富赡，由是酷赏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咏，谓之《法喜集》。又纂诸经要言为《佛国记》，凡数千言。"有人嘲笑他道："公生平以傅奕、韩愈为高识，何前倨（傲慢）而后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他笑着回答道："佛佞予则多矣。"（《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马裔孙传》）至于他所崇拜的傅奕、韩愈，都是唐代著名的反佛巨匠。韩愈是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终生反佛，但和佛教也免不了有一些正面来往。他在洛阳居住期间，多次去佛寺游览、寄宿、题名，作诗表达自己的快乐心情，甚至说想要急流勇退，过上遁世的生活。《洛北惠林寺题名》说："韩愈、李景兴、侯喜、尉迟汾，贞元十七年（801）七月二十二日，鱼于温洛，宿此而归。昌黎韩愈书。"（《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九）他游览寄宿这所佛寺，观赏壁画，耽玩胜景，萌发了隐退山林的念头，作《山石》诗归结为："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不自在）为人鞿（受人牵制）。嗟哉吾党二三子（《论语·述而》：'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安得至老不更归（辞官归隐）。"（《全唐诗》卷三百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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