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新书》宦官田令孜以重荣不肯归盐池供禁军，使朱玫讨之。重荣率李克用以兵来，战于沙苑，禁军大败。（《通鉴》同。）《旧书》但云，沙苑之战，禁军不重荣所败，令孜挟天子幸宝鸡。李克用闻之，乃与重荣入援京师。一似沙苑之战，克用不与其事，及帝出奔后，始起兵勤王者。此或后唐修史时，为克用讳耶。 ○新旧书各有纪传互异处 《旧书》本纪，幽州军乱，逐节度使史元忠，推陈行泰为留后。雄武军使张绛奏，行泰不可为帅，请以本镇军讨之，许之，遂诛行泰。诏以绛主留后务，仍赐名仲武。是绛即仲武也。而《新书》则陈行泰杀史元忠，张绛又杀行泰，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讨绛，朝廷因命仲武为节度，是绛与仲武判然两人。及考《旧书 张仲武传》史元忠为行泰所逐，行泰又为绛所逐，适仲武遣吏吴仲舒奉表至京，宰相李德裕问故，仲舒谓行泰、绛皆客将，故人心不附，仲武本旧将，素抱忠义，可为帅。德裕乃奏以仲武为节度使。是《旧书》列传内亦未尝以绛与仲武为一人，而本纪乃谓绛赐名仲武，此纪传经互异之显然者。合《新书》列传及《通鉴》核之，此《旧书》之误在纪不在传也。《新书》本纪，杀梁郡公李孝逸。案《新书 孝逸传》讨徐敬业有功，后为武三思所谗，将置之死，后念其旧功，免死，流儋州。《旧书 孝逸传》亦然。是孝逸未被杀也。此《新书》之误亦在纪而不在传也。 ○新旧书误处 《严武传》，《旧书》，肃宗收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因史思明阻兵不之官，优游京师。案长安键订兆也，既收长安，何以不能赴京尹之任？史思明并吸遁长安，何以因其阻兵，遂不赴任京兆？此必误也。盖是东都少尹耳。是时史朝义尚据东都，如刘晏亦除河南尹，以盗据都城，乃寄治于长水。然则武所除少尹，当是河南也。《新书》则云，已拜京兆少尹，坐房事，贬巴州刺史。然则《旧书》所云以贼阻不之官者，误。 《鲁炅传》，炅守南阳一年，与贼将田承嗣等日夜拒战，力不支，乃率众突围出，投襄阳。《新》、《旧》二书皆同，是炅已走襄阳矣。而《虢王巨传》，巨奉命节度河南，诏贬炅为果毅，以来代之。巨奏曰：“若炅能守孤城，功足补过，则何以处之？”玄宗曰：“卿随宜处置。”巨至内乡，贼解围走。巨乃至南阳，宣敕贬炅，削其章服，令随军效力。其暮，以恩命仍令炅复位。据此则炅尚在南阳也。《来传》亦谓，炅守南阳，诏以代之，虢王巨奏炅能守南阳，乃诏各复本位。下又云，贼攻南阳累月，救之，为贼所败。是炅亦尚未失南阳。数传核对，俱不符合。当是巨至南阳时，炅尚守城，贼暂退去，其后又来攻，救之，又为贼所败，炅于是走襄阳耳。 《郭子仪传》，《新书》代宗即位，子仪惧程元振谗，乃裒肃宗所赐诏敕千余篇上之。案《旧书》子仪表代宗云：“陛下贻臣诏书一千余篇，自炅武、河北、河南，臣所经行，蒙赐手诏敕书，凡二十卷，昧死上进。”是代宗为广平王，与子仪同收复两京时，军中往来手札也，代宗既即位，故即谓之诏敕。《新书》以为肃宗诏敕，殊误。 《旧书》，兴元元年，李抱真、王武俊破朱滔于京城东南，擒其伪相朱良、李俊等，滔遁归幽州。案朱Г、朱滔、武俊、抱真、田悦、田绪等传，是时Г因泾师之变，僭据京城，其弟滔及武俊、田悦等方连衡抗朝命，Г遣人册滔为皇太弟，使发兵趋洛阳，与己合势。滔率兵而南，悦托词不助兵，滔怒，遂攻其贝州。武俊、抱真以滔强横难共事，遂合兵袭滔，大败之，朱良等被执，滔遁归幽州是滔至贝州即败去，未尝近京城也。《新书 武俊》等传则谓败滔于经城，《田绪传》又谓与武俊等败滔于泾城。然则《旧书》所云京城东南者，盖经城、泾城之讹也，其地当在贝州耳。而《新书》本纪，此战之前，又书浑及朱滔战于武川亭，败之。朱滔自贝州败后，即归幽州。而武川亭，武功地也。滔既未到京西，何得有与战武川之事？据、Г二传，是时德宗在梁、洋，为行营副元帅，李晟方围Г于京城，自行在来援。Г遣韩、宋归朝、张庭芝等来寇武功，与吐蕃兵败之武川亭，斩首万计。是武川亭所败乃Г将而非滔也，而云与滔战武川亭，此又《新书》之误也。或书云与Г战而讹刻为滔耳。（欧书贼将必书贼首名，或以Г所遣将即书为Г。） ○新旧书刻本各有脱误处 《旧书 张巡传》，安禄山陷河洛，许远守睢阳，贼将尹子奇攻围经年，巡以雍邱小邑，储备不足，大寇临之必难保，乃引卒诈降。至德二年正月也。玄宗闻而壮之，授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案巡方诈降，何以玄宗闻而壮之？盖巡以雍邱难守，故诈降以出，而并兵干睢阳，与远同守，故帝闻而嘉之耳。《新书》，巡在雍邱，饷路绝，乃拔众保宁陵，至睢阳，与太守许远、城父令姚り等合兵，遣雷万春、南霁云等战宁陵北，杀贼万人。有诏拜巡主客郎中、河南节度副使，正此事也。而《旧书》云云，此必有行墨脱落之处。 《新书 李光颜传》末忽叙宋威、曾元裕讨王仙芝一事。大将张自勉表请讨贼，诏乘传赴军。威忌自勉，请以隶麾下，欲以事杀之。宰相知其谋，不听，乃以自勉代元裕。案仙芝之乱距李光颜已将百年，与光颜何涉，而系其事于《光颜传》后，此亦必错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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