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广告
名人有名气，名人广告为广告本身增添了光彩。
清末著名小说家吴研人以他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闻名于世，却也曾应上海中法大葯房的老板黄楚九所请，为宣传该葯房出品的艾罗补脑汁写了一篇“还我魂灵记”。在这篇文章中，吴研人谈到自己多年以卖文为生，精神消磨太大，显得因乏无力。他的老朋友黄楚九送给他六瓶艾罗补脑汁，吴吃了五瓶，精神就恢复了。于是写了一封信给黄楚九，把这篇文章寄给他，表示谢意。中法大葯房把这封信连同文章附加声明一起登在《汉口中西报》上，中间并刊出吴研人的照片。细心的读者一看，就明了这是一组宣传艾罗补脑汁的广告文章，只是借重吴研人的文名，增加广告的效力而已。
醉“死”刘伶
商品广告的领域和手法是广阔而多样的。至于如何掌握得恰到好处，则需要我们去体会，去创造。事实上，从古至今，运用广告手法，有过不少好的实例。将商品与皇帝神仙联系起来的广告为数不少，精明的经营者应发展创造，把广告宣传带入一个新的境界之中。
刘伶是个有名的酒鬼。因他整天狂喝滥饮，昏昏沉沉。
有一天，刘伶告诉他老婆，要戒酒了。但怕戒不掉，需要备酒置菜，祭告神祖，在神祖监督下戒除。老婆高兴不迭。
当酒菜备妥，明烛香烟之后，刘伶恭跪神祖面前，执酒告祭。
祭词是：“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听”。祭毕，便在祭坛前痛饮致醉。其妻知无法挽回，只好听之任之。刘伶也专门寻访名酒，品尝痛饮。
一日，刘伶听人说，酒仙杜康造酒极佳，便親自上门赊酤。杜康戒之曰：“此酒力特强不可多饮，如果致醉，非3年不醒”。刘伶不服，归家大饮，遂烂醉如泥。其妻以为他已醉死，含悲掩埋。
3年过后，杜康親自来到京口（今镇江）刘家，要收刘伶赊欠之酒帐。刘妻便与杜康哭闹不休。杜康让人掘开墓穴，撬开棺椁，一手抓住棺内刘伶，大叫：“还我酒帐”。刘伶竟连呼“好酒、好酒”而苏。如数付与杜康酒钱，并结为莫逆酒友。这就是：刘伶饮杜康，一醉睡3年”和“杜康造酒醉刘伶”之来历。
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人们明知这是对“杜康酒”的过度夸张，实际上并不可能（杜康是夏代人，刘伶是晋代人）。
但人们还是接受它、传播它，使它长期在民间流传。
胡庆堂“戒欺”
生意兴隆才能生财有道，而生财有道，必须走正道。
我国有名的中葯店杭州胡庆余堂，在其经理室里，就挂着一块胡雪岩親笔写的大匾“戒欺”。据说他曾告诫属下：
“葯业关系性命，尤为不可欺。”葯店开张之日，胡雪岩親自站柜台，当顾客对葯品微露不满时，他立即笑脸道歉，收回原葯，并说“准定在一两天内赶制好葯调换”。这事以后被传为佳话，成为胡庆余堂葯物顶真的口碑广告，从此该葯店信誉大增，生意兴隆。用一句时髦话来说，这就是生财有道。
同仁堂的广告术
解放前，北京的街道没有路灯，晚间行车走路很不方便，尤其是一些街道挖沟施工，更是危险，当时同仁堂的掌柜见此，善心大发，花钱制作一些大灯笼，一到夜间便挂在主要路口和有危险地段照明，灯笼罩印有同仁堂的字样，凡路过此地的人们，无不从内心感激同仁堂，有病买葯自然也想到同仁堂。还是这个同仁堂在举世瞩目的亚运盛会中成功地推出“啦啦队广告”，成为本届亚运会开发的特种广告形式之一。
该制葯厂在集体组织观看比赛时，组成井然有序的啦啦队方阵，他们高举着写有厂名的巨幅横标，身披印有厂名的绶带，有组织地文明呐喊助威。浩大的声势引起了电视台的注意，成为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中观众场面的焦点，电台和报界也没有放过这一热点，《经济日报》、《亚运新闻》等报刊很快就作出了反应。不少报纸还图文并茂将其刊登在显著位置，“北京同仁堂制葯厂”的巨幅横标赫然见诸于报端。这种经济界常用的人体广告与啦啦队有机结合。“啦啦队广告”，加之体育赛场万人关注的环境烘托，其广而告之的效果令人拍手叫绝。
因而它一出现，便赢得了观众的青睐，受到中外企业界人士的重视，也使一些外国厂商大为眼红，想用重金“收买”中国啦啦队宣传他们的产品。
明星广告
大明星则是大广告。
当年中国广告界，诚心诚意地礼聘大红影星蝴蝶来为他的冠生园食品做广告，蝴蝶也痛痛快快地应召前来。他们合作的成果至今令老上海人回味无穷。
冼冠生的设计是这样的：蝴蝶坐在一张平铺的红毡上，一只手搭在一个大月饼上。此景拍成照片，照片上题着：“唯有中国有此明星，唯有冠生园有此月饼”。构思极端巧妙，既照应了蝴蝶的显赫名声，又毫不愧言地宣扬了冠生园，大有明星、月饼相映生辉之妙。
照片出来后，冼冠生把它精印成宣传画，四处张贴，见人就送，一时间把大上海搅得沸沸扬扬，挑食的上海人此时居然纷纷循迹而来，竞相抢购冠生园月饼。
冼冠生的确是一位深谙广告之法的企业家。他的产品广告往往有许多在当时超人意外的杰作。
——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选定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