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膀，不甘示弱地说：
“怎么？要武斗？”
任大爷既不吵，也不叫，柔声说：
“宝儿！你要是没饭吃，没穿了，随便啥时候，你只要回来，你爹娘收留你……”
这几句话使任风在他的部下面前大为丢脸，革命小将的司令，怎么变成了“宝儿”呢？任风的脸上立即红一阵白一阵说不出话来，为发起这次失败的远征后悔不已。
事后人们问任大爷：
“任大爷！你咋能记得住那么长一条语录来呢？”
“你去问问蜗牛，那么柔弱的身子，咋能驮得动那么重一个壳呢？俺有耳朵，听得出这条贫农语录对俺最关紧要，拜小健飞为师，跟着读了几百遍，才八九不离十地记住，你们以为容易呀！你们……”
任风领着红卫兵要搜的那包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连他自己也没有见过，虽然他肯定那包东西旧。一九六七年春天，层层委布置下来，要革命群众献忠心，据说有的地方创造了忠字舞，不久上级将派人来传授；还有的地方大绣忠字旗，可这忠字旗是什么样呢？谁也没见过，全村人都非常着急，表示忠心是迫不及待的。不想，第二天，“皇宫”门前挂出来了，忠字旗！红底金字，忠字下边还有几朵黄的葵花簇拥着，鲜艳簇新，刘家畈和附近各村的人们都来参观描样儿。这一回任大爷可是冒了个尖儿，站了个纵队的排头。他并不是没有想过，他认为这个排头并不危险，只要他一挂出来，不出一天，家家户户就都准得挂出来，到时候，他也就不显得突出，马上就成为横队中的一员了。人们都夸赞任大爷对领袖对的忠心，心灵手巧，人老心红，这么大年纪眼睛还能看得见绣花儿。其实，完全是个误会，他的那面忠字旗看起来簇新，实际上是整整一百年前的东西。这面旗子就是老任大爷留下的那包遗产中两件宝物中的一件，因为不见天日，包了三层油纸、五层包袱皮，年深日久，并不显旧。这面旗原本不可能是农民家的东西，他听老爹说，那是辛亥年冬天从“皇宫”里扔出来的，旗还是光绪皇帝登基那年，刘家太太老爷为了表达臣民对皇上的忠心特别精心制作的。老爹捡到之后就珍藏起来，觉得这东西不能扔，总有一天还会有用，哪朝哪代也少不了民心的忠顺。果然今天又用上了。任大爷不能不敬服他死去的老爹比自己更有远见，自己顶多不过是一脉相承了那么一点点末梢……他不由得对旗感叹：
“爹呀！你的英灵可真是未死啊！”接着暗暗地骂着自己那已经远走高飞，全串联去了的宝儿：“小杂种！你想得到吗？你要破的旧，恰恰是最最最最最的新呀……”
开始，山里人听说公社书记被揪出来的消息就大吃一惊，后来听到省委书记被揪出来，中央首长也挂黑牌子、被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不仅听到，而且看到小报上的照片，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但还是有些寒心。任大爷感慨万千地仰天长叹：
“你看看！俺在二十年前就说过：有些事不是十年二十年就能看得出因果来的！这些书记、部长、副总理不都是多年前站纵队排头的人吗！应了……应了……”
一九六九年，任风经过一番风吹打，饱饱地喝了一肚子沉下去了，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关在县城的监狱里。消息传到刘家畈，到底还是父子情深，任大爷马上就带了几件换洗裳和五斤饼子去县里探监去了。
隔着一根一根的铁栅栏，戴着脚燎的儿子一看见父就羞惭地低下了头。他长高了，由本来的圆脸变成了瘦长脸，嘴上出现了胡子，手上尽是一道道的伤痕。任大爷慢慢移动着脚步走近他，父子俩都能听见各自的呼吸，谁也不喊叫，谁也不说话。看守催促着说：
“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任大爷出人意外地大声问儿子：
“你！你叫啥？”
任风先是一愣，一下还没搞明白，想了一想，小声回答说：
“我叫宝儿……”
“拿去！”任大爷把那包服和饼子塞进铁栅，放在儿子斑斑伤痕的手里。“出来以后，爹管你住，娘管你穿，锄把子管你吃！”
一九七一年任宝出狱了，回到村里务农。村里不少人都用赞美的口气说：
“看任大爷的宝儿，越来越像他爹了，长相、走路、穿着打扮儿、说话语气，也抱着根竹烟袋，哪像个酸溜溜的读书人呀，活一个任大爷！”
任大爷的老爹留下那包遗产的另一件东西是什么呢？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宣传运动搞得非常热火。深入。双河集这条几十步长的街上贴满了江青钦定为法家人物的彩画像，正中间一个最大的画像就是珠冕龙袍的女皇武则天。乡村画家可能是依据不够，也可能是为了攀龙附凤，武则天的脸画得酷似江青。可惜江青不到这个穷乡僻壤来巡幸，否则这个画家完全可能破格提拔到文化部当一名专管美术事业的副部长。可见机会之重要，无怪有那么多人以千奇百怪的形式去投机，因为在机遇不可多得的时候，主动去投，投上的机会毕竟多些。
任大爷轻易不赶集，赶一次集就有一次收获，虽然一把蒜苗晒蔫了还没有卖出去。他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因为那时候整个家都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算经济账总免不了和钱财打交道……
[续啊！古老的航道上一小节]，钱财和资本、资产阶级就靠得比较近了，只好把政治账留给无产阶级精打细算。任大爷久久地在女天子武则天的画像前伫立，他想起老爹弥留人间的最后几句话：
“虽说皇上在辛亥年就逊了位，民不是又出了个洪宪皇帝袁世凯吗！真命天子在咱们这个土上是断不了根儿的，早晚……还得出世……要不信，你还能看得见……”
任大爷流泪了，集上来来去去的人都猜不透这个老头儿有什么伤心事：也不害臊，在街心里哭鼻子抹泪儿的。他深深地感到老爹太……太……用一个现代词来说，太伟大了。这不是！这不是皇上吗？不但是皇上，还是个母皇上。蒜苗也不卖了，装起来走。不！也不装了，去它娘！扔！任大爷兴奋不已地赶回到刘家畈。当天夜里他摸到老爹的坟上，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回家就给任宝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训：
“都说你爹有远见，俺比起俺爹来可就差远了！人的远见从哪儿来呢？往后看多远，就能往前看多远；就像一棵树，树梢儿有多高，树根就有多深。啥叫旧？啥叫新？大唐朝离如今听说有一千多年，武则天皇上是够旧的了吧！不是又活灵活现地出来了？大唐时候的连裙算是够旧的了吧！不是又翻出来定成了服？集上裁缝的橱窗里就挂着两件，可以分期付款。街西头那个二十五岁的女造反派头头儿，不是已经穿着在街上扭东扭西了吗？如今这就是顶顶新式的东西啰！告诉你！儿子！千真万确，板上钉钉，不几天，江青就要登上金銮宝殿了！”
任宝不知道为什么，听了这话浑身发抖，嘴发白。任大爷把老爹留下的另一件宝物从屋檐底下取出来拿给儿子看：
“看！宝儿！这不是又要用上了吗？你是个读书识字的人，给我念念！认得不？”
怎么不认识呢？六个很浅显的字，任宝用头舔舔突然发干的嘴念着：
“天、地、君、、师位。”
原来是个有座子的乌木牌子，一尺多高，三寸多宽。对于任宝这一代人来说可是太陌生了，打从他记事那天起，这个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就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他看见它心里产生一种神秘感，一凉气顺脊椎骨通到头顶心。任大爷不是个冒失人，好多个夜里都把这个牌位摆在桌上行三拜九叩礼，可就是还没敢在白天拿出来，这不比忠字旗，不能造次，不改年号是不能拿出来的，洪宪皇帝改了元也没坐几天金銮殿，皇上也有命长的，也有命短的。这件事虽然看准了，也不能“在前”、“出头”，还得严格按照他自己的原则办事……
一九七六年十月有一天，一直在大吵大叫的江青一伙忽然被抓起来了。乡下的反应没有城里那么热闹，可能乡下人比较冷静，城里人比较热情，容易激动。那几天，各公社都往城里调运鞭炮和各类烧酒，听说城里的酒库连库存都喝光了，鞭炮也放完了。乡下人可舍不得那么放，鞭炮又不能报销，农民手里可没闲钱。双河集最明显的表示就是把那张多年翻新的、很像江青的武则天画像打上了黑的“×”。干这件事的是公社医院一个年轻医生，他的这个行动使公社书记很恼怒，因为公社委并没有接到上级委的指示：停止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一伙虽然抓起来了，武则天还是个法家大人物。这种破坏宣传画的行为完全是反动行为，停职反省！鉴于病人较多，改为戴罪立功，继续在门诊看病。
任大爷不动声地又把那两件很有生命力的宝贝遗产藏匿到任大和任宝都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十年，整整十年间，就那么几个想在二十世纪继承中皇位的人，以革命的名义，挑动亿万同胞互相告密、互相陷害、互相火并、互相枪杀……总算停下来了！几乎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血迹，自己的或别人的血迹。那么，今天都醒过来了吗？不知道！但至少都能看见，我们本来就很有限的锅碗瓢勺被打碎得差不多了。于是才懂得要有一点认真的思考，因为即使是负伤的狗也懂得喘喘气、舔舔伤……
从一九七八年春天起，在全各阶层人民中间热烈地讨论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到了那年冬天，这个讨论就扩展到大山背后的刘家畈“皇宫”的灶屋里了。既非支部组织的政治学习讨论会，又非生产队召集的社员大会，反正全村老少爷们儿都自动地聚集在这儿，坐在原木做的长凳上。几十杆竹根烟袋喷出的烟，在房子里联成一道一道的烟幕。一个土改时候的积极分子，在大队供销社当过主任，前年因为膝关节炎退休回来，这老头儿满嘴牙已经缺了一半，他使劲地敲着烟袋锅子咳嗽着说：
“实践是……检验的标准？这个说法可是够毒的了！那就是说……没真理了！再说，把领袖往哪儿摆？”
这几句话把大家问得哑口无言。半晌，在油灯后面站起来一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大家一看，原来是靳文轩的孙子靳健飞，全村唯一的一个在省城读大学的青年。他站起来当然是有些分量：因为他是凭真本事考进大学的，没走后门，可能有点真才实学。圆圆的俊秀的脸，两眼眯着，就像云缝里透出来的一对晨星，长头发梢耷在鼻子尖上，右手握着一卷报纸，左手在裤兜里，他有些激动，红润的嘴抖了几下，他说：
“领袖不也是人吗？”
“人？”至少有五个上年纪的人迎上去，“人和人能相比吗？领袖几百年才能出一个！那能是凡人吗？”
靳健飞冷笑了一下说：
“那是林彪说过的话！”
民兵排长不服气地说：
“林彪说过的话就全错了？林彪说过，‘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错了没有？”
“错了！”
“那就听听你说点真话吧！”几乎是一大半人的声音。“即使到了现如今，你的真话敢说到几成呢？”
“那就让我说几句十成的真话吧！同志们！”靳健飞挥动着手里的报纸说，“‘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们难道不应该痛定思痛，总结一下我们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吗？”
“谁？”一个老头儿几乎把烟袋锅子伸到靳健飞的脸上。
“我们！”靳健飞用劲地拍着自己的膛，“我们是家的主人！”
老头儿笑了，笑声又尖、又细、又长。他的笑像雷管，“轰”地引爆了一阵哄堂大笑。有人的笑声像破锣，有人的笑声像咳嗽，有人的笑声像哭泣，有人拍着屁笑，有人笑得两只手捶别人，有人笑得流眼泪……立刻使任大爷想起四十年前话匣子里的“洋人大笑”，足足笑了一刻钟。退休的供销社主任举起烟袋锅子，止住大家的笑，他问靳健飞：
“狗娃！（靳健飞的小名，此时这么叫，显而易……
[续啊！古老的航道上一小节]见是带有轻蔑之意。）你在唱文明戏吧！四十年前俺在集上看过……哈哈……”
“不是！人家要给咱们读报了！”
“不是！他以为他是大学生，把咱们当土鳖……”
“没事儿，只当听听相声，大家乐喝乐喝。”
“笑一笑，一年少。”
“讲，讲下去！”
“同志们！”靳健飞按捺住自己，“三十年了，世界上三十年相对的和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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