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累散了的一架骨胳放平在草垫子上长长地吁一口气，似乎又得到了自由，至少是我的思想得到了自由，谁也看不见，所以也就管不着我了。无论多么越轨的幻想，那些游动在昏黄灯光下的看守都不知道。南道里不断响着他们的脚步声，他们也许是故意用大头皮鞋带铁掌的后跟发出响声来告诉我们：你们在监狱里，别那么自在。但我知道，他们管不住我自由自在的思想，所以我很放纵，想了很多不该想的事，特别是那些此生都未必能够得到的爱情的温馨，复仇的痛快——甚至是以暴力来复仇的痛快，然后潇洒地迹天涯，走上一块没有意识形态干扰的土地……因此，我必须为自由幻想付出的代价就是辗转不能成眠。经常在这种时候，紧挨着我右侧的铺友s君的声音就出现在我的耳边，很清晰，但很轻，轻得只有我一人能听见。他用一段他自己身经历的故事，把我从海市蜃楼中吸引过去，他的故事都是人世间的生活，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他都讲得从容不迫，甚至讲到惊险和激越的情感冲突的时候，他的声调一如缓缓溪，没有一朵突然涌动的花，也不会因为悲哀和疼痛而咽绝。这个瘦骨嶙峋、年过半百的人相貌平平，但情温和，即使对那些拷打他的人，肆意污辱他的人，既不怒目金刚，又不惊慌失措。有问必答，不夸大事实，不推卸责任，眼睛不大，却敢干正视一切。尽管监狱长多次在全监人犯集合的广场上发出警告：他！这个人！在旧社会的经历极其复杂，全身都是资产阶级的毒液，面善心狠，在监狱里还在笼络人心。他！这个人是一个最险的人！简直就是一只白眼狼！但我还是无法抗拒他的魅力，打心眼里喜欢他。或者可以说，我喜欢的是他的声音，因为在白天他总背着我，连一个目光的交流都没有，夜里又看不见他的脸，我必须平躺着，让我的右耳贴近他的嘴。
“你知道在船上航行……出了事是什么滋味吗？”
“出了事，出了什么事？”我总也不能像他那样，把声音控制在一个适中的高度，不是过小，就是过大。
“就是……”他忽然找不到词汇了。“就是……就是不能……浮在面上了……”
“你说的是不是……”
他立即用手捂住我的嘴。等他的手从我嘴上解开的时候，我说：“我的声音不大呀！”
“不是你的声音大大，是你不该说那个字。”
“哪个字？是不是那个……”
他的手又捂住了我的嘴。这时我才意识到，当过手的人很忌讳这些字，他们从不说沉，也不说帆，因为“帆”和“翻”的音太相似了。不仅在船上忌讳说这些字，在岸上也忌讳，他们把坚实的大地也当做一条随时会沉没的小船。也有另一种解释是：他们把命运当做一条风雨飘摇中的小船……我想到这儿，心里不自主地泛起一种莫名的忧伤来。
“我很少乘船……”
“我曾经见过那种了。”
“你当然……”我一点都不感到惊奇，任何灾难他都可能遭遇过。“一定很可怕吧？”
“不见得……”
“那条船上一定没有人……”
“怎么会没人？有四百二十一名乘客，五十九名船员……”
“啊？”我把当枕头的方砖竖了起来，脑袋立即提高了三寸。
※ ※ ※
那年夏天，我在上海考大学，落榜。落榜的原因并不是我的分数不够，是我没管住自己的嘴，这张嘴呀！很难侍候，不靠它吃喝就活不成，可连古人都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最后一堂考试考的是数学，我的把握最大，在我写完半卷的时候，一大半人都还在“面前铺白纸，两眼望青天”哩！如果试题再难些就好了，我就不至于那么轻松，由于轻松就得意起来，两只眼睛四下张望，对那些“课堂不努力，考场徒伤悲”的考生的同情中渗杂着骄傲，得意的人眼睛特别亮，忽然看见监考先生正向一个考生递纸团。那时候太年轻，不懂人情世态，竟然会大声叫起来：“监考先生打pass！”这一声叫的后果可是太严重了，在那声叫之前我如果知道后果会是这样，在进场之前我一定会买几只大别针，把嘴给别住，宁肯让它滴血、疼痛。可后悔终究是以后的事。监考先生立即向我厉声喝叫：“出去！出去！”我还想辩解，他拧住我的耳朵把我提出了考场。从此我再也无缘受高等教育了，每当我必须经过某一个高等学府的大门的时候，我都要绕道疾行。年轻时代受到的挫折，在心灵中留下的创痛特别重。从此，我才知道人是不乐意别人把他做的事随便张扬出去的。离开考场以后我就开始试着用意志封住自己的嘴，不说话，或是少说话。
落第“举子”，无所事事，终日在轮船码头上溜达。那天傍晚，我走近一条名叫“天使”的客货轮的时候，全船突然灯火通明，所有的金属栏杆、扶手都擦得锃亮，显得像一座金碧辉煌的王宫。我的心境也随之明朗起来。这艘在香港注册、华侨经营的巨轮正在装载最后一批货物，将要启锚作一次远洋航行。乘客好像都已经进了各自的舱位。船长是一位精神抖擞的老人，就像记者们常用的那句话：神采奕奕。为表示健步，船长如飞地踏上踏板，登上舷梯。在他转身向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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