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申报》专电栏内载有蒋梦麟与陶曾谷女士结婚，胡适证婚消息。内容所载，谓蒋曾经离婚，陶系再醮。蒋报告要点，谓从爱情义务中奋斗出来的一条生路；胡致词，极佩服其勇敢……云云。读后颇有感触，愿假《生活》一吐。
在这二十世纪新思潮澎湃的时代，对于过去偶像的贞操观念，诚无所用其崇拜；故关于鳏而再娶，寡而再醮，在我们青年的脑海里，原不算什么一回事。惟在稍带冬烘的我，以为再娶再醮，责虽不必，奖亦无谓；各视情形，行其心之所安而已。因此，情理中的贞操，我还以为有提倡的必要。我对于蒋陶两先生虽都久闻大名，然犹素昧平生。不过朋友传闻，知道蒋已子女成行，而离却发妻；陶则前夫含冤惨死，尚有孤雏二位，正待抚育，而亦抛却不顾。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再娶，一个再醮，而胡先生犹称佩其勇敢，我诚有点怀疑。我想子女成行的家庭，至少已有很久夫妻的情义；一旦另结新欢，竟恩断义绝，弃之如遗；在身负高等教育重责的蒋先生，岂其无疚于心？陶虽青年寡鹄，情有堪悯，但在泉骨未寒（其前夫惨死仅数年），遗孤待抚之时，而亦抛却一切，自图欢乐，问心当亦难安！这种在个人是不顾恩义，忘却责任，疚仄于心的事情。在社会则弃妇孤儿，诉苦无从，更有难堪的惨景。然而胡适先生对此竟以勇敢称佩，岂欲人多造些社会悲剧耶？值此思想混淆，是非颠倒的时代，青年人正彷徨歧途，莫知所归。胡先生是当代的思想家，又是青年的导师，一语所及，影响甚大，愿胡先生慎其所言，并愿闻先生对于此事的意见。
寄 意
这封信的作者是某大学的一位女教授（她仅许用寄意笔名发表），曾在本国某著名大学毕业，并曾留学美国，她的品学素为她的朋友所敬佩，以她这样的一位新人物，对这件事尚有如此的反感，国内有同感的人也许不少。这件事如视为个人的事情，我们第三者似乎不必多管闲事；如从制度和与社会有关系的观点看去，未尝不可略加讨论。现先将六月十九日《申报》上所登的那个电讯全文转录如下：
蒋梦麟昨在平结婚
北平蒋梦麟今晚在德国饭店与陶曾谷女士结婚，胡适证婚，按陶为高仁山之夫人，系再醮，蒋曾经离婚。蒋报告要点，谓从爱情的义务中奋斗出来的一条生路，胡致词，极佩服其勇敢，谓可代表一个时代变迁的象征。（十八日专电）
我们对于这件事要加批评，须先将传统的观念完全抛弃，专就事实本身加以客观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到公允的结论。
作者“以为再娶再醮，责虽不必，奖亦无谓”，我以为此处所谓“再娶”如指寻常男子之续弦，在社会上本已司空见惯，固然没有“责”的理由，也没有“奖”的必要。所谓“奖”，就是寓有提倡的意思，男子在社会上要续弦，他尽可自由做去，社会上的习俗并丝毫没有拘束他，在事实上诚然无须再加什么提倡。可是“再醮”这件事，却有数千年的习俗和顽固的观念把一个寡妇重重包围着，虽法律上未尝不许寡妇再醮，而在事实上仍有许多障碍，所以我在一方面固承认这是个人的事情，愿再醮就再来一次，不愿再醮就不来，在一方面因为嫁娶是人生常态，既有外力（即习俗和顽固的观念）束缚着，使虽愿再醮的寡妇仍只得抑郁以终，实属有违人道，故对于寡妇再醮及愿娶寡妇为妻的人，应特加同情以资提倡。以上是就一般的情形而论，讲到此次蒋陶的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简单，所以要另作研究。
这件事的主角有三位，一位是“身负高等教育重责的蒋先生”，一位是“青年寡鹄情有堪悯”的陶女士，还有一位是“诉苦无从”的“发妻”。我觉得这三个人里面，最有责备可能的是蒋君，陶女士和“发妻”都是很可怜悯的。请先就蒋君方面谈起。
作者对于蒋君不满，以“蒋已子女成行，而离却发妻”，其理由是“子女成行的家庭，至少已有很久夫妻的情义，一旦另结新欢，竟恩断义绝，弃之如遗”。其实尽有许多夫妻尽管“子女成行”，却终日吵嘴打架，闹得天翻地覆，把子女的多少来作“情义”的有无或厚薄，未见得必与事实相符。蒋君平日对于“发妻”究竟“情义”如何，我们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位“发妻”为蒋君而牺牲，这是一件无可掩饰的事实。我并非不问一切的反对离婚，只指出在现在状况之下，中国旧式女子（即新式女子亦有所不免）受离婚所给与的苦痛。现在婚姻制度最自由的要算苏俄，在苏俄离婚非常简易，男女任何一造，如不愿意继续同居，即可单独向登记所请求撤销登记。未登记者并得请求为解除夫妇关系之登记，不必说明任何理由。但我们要知道苏俄妇女在经济上教育上以及在社会上的地位，都与男子绝对平等。男子固不难再娶，女子亦不难再嫁。在中国的妇女情形，尚不足以语此。故在相当条件未具备以前：即在社会制度未根本改造以前，在可能范围内，我们总希望能减少牺牲。这样在男子方面当然也不免有若干牺牲，但在目前社会状况之下，男子在这件事上的牺牲总比女子为轻，不过愿否牺牲，此权当然操诸个人，非他人所能与问。
其次蒋君受人攻击的是他所娶的寡妇是他的朋友的妻子。讲到这一点，凡是高仁山君的亲友，也许更觉得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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