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面，不但时间不充裕，尤其难有这样大的恒心。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时，有一个门头沟矿工是文盲，从大学生张苏学认字，竟认识了上千的字（但在另一号，有一个文盲公社社员，怎么劝他学认字他也不学。）在这号里，十几个犯人中有七个高级知识分子。如巨赞、梅洛、徐迈进等。有些青年工人特别要学点哲学，梅洛就给大家念《毛选》两论，随念随解释，念后还讨论，几个“高知”争着发言，颇为动听。不过这是犯人自动组织的。
在监狱里，碰到过两个青工异人。一个是上述的李四，是在梭山碰见的，本来是地铁的，出狱后作了几年木工，那时不过二十三四岁，看《资本论》比我快，比我理解得多。看《自然辩证法》理解得更多。另一个是小蒋，是瘸子，电工，25岁，手边一本书都没有。对《毛选》无论提什么问题，他都记得在几卷几页。对先秦诸子，也看过不少。这人谈笑风声，恢谐百出，是我们大家的宠儿。我在监狱作旧诗，是从赠小蒋开始的，还记得首句：“沁园春寻蒋山青”。但不久我就调走了。哦，应该说还有一个人，名董笑，不到20岁，是个扒手（行话谓之“佛爷”，大概是什么也逃不过他的五个手指之意）。别的事不说，读报，抑扬顿挫，悦耳娱心，非常得宜，从来没听过读得这么好……
[续怀监狱上一小节]的。批林批孔时，几个号的人要我讲读一些文言文件。讲了之后，有人说：“看不懂，别人讲读，听不懂，你一念，不讲，我也懂了。”但我自觉远不如董笑读报念得好。董笑曾对我谈鲁迅，谈鲁迅的《论雷塔的倒掉》，这很使我惊异。我许多“同犯”中，鲁迅似并不曾存在，更不用谈具篇章。
野马跑得太远！本来是说学习，回转头来吧，从稷山再转临汾，号里每天早晚都学习，就是读报讨论，个个都要发言。这次我所在的队叫“老残队”，我的打油诗曾有句：“谁把《老残游记》续”，想不到真作“老残游”。学习中发言，以一个瞎子说得很好，可惜连姓名都忘了。他自称是贼娃子，入狱时眼还未瞎。他是个辩之士，脑子里逻辑很强。声音洪亮，一发言千军辟易，万籁俱寂。但据说识字不多，所谈也确与书本之类无关。尽是具事实，尽是这监狱的前后大小事实，好像是一本活监狱史，那些事也不知他怎么知道的。他的发言，都是根据本日的读报或以前的读报，然后用本身在监狱内外和今昔的具事件为证，所以说得特别贴切洞详，无论措词有时很粗鄙，只要细心听，总可得点或悟点什么东西。
除了这个瞎子，号内的人，每当学习，几乎都可说一套，不问深浅、高低、繁简的总算是一套。别看轻这一套，真是得来不易，据我所知（我曾调过好几个队，几个号），这些人，原来有的是文盲，进到监狱里才学认字，几乎全部原来连家、革命、政治、阶级、民、共产、新旧中乃至抗日战争都不知道（不知他们住何），都是在监狱里学习的。
临汾比稷山究竟算大地方，各队都有公家准备的书，全狱有个大图书馆，马恩列斯全集之类全有，而且不只一部。
年老多病，不良于行，更不良于呼吸。住在效区，离医疗关系的医院远。三轮已废除，街车无力挤上挤下，出租汽车难叫。单位有车，自己已是不干活，白拿工资的人，不好意思常向单位要车，这些都不谈。到医院看一回门诊，在我说来，还是折腾太多。请大夫到家里来看，那是另外的麻烦。尤其是临时小病，值不得就医或自己就知道用什么葯，叫人到单位找卫生员或到葯店买，也都不太简单。因此，我常常想起监狱的医疗的方便——
监狱的医院开在监狱里头，有病，大夫到监号里来看。
这就比外面任何单位都方便，除了医院本身。县看守所没有医院，不谈。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 生过一次肺炎。两三个月，透视了7次，不能走路，同犯背我出进。
在临汾监狱很有些特。其中之一，就是犯人在外面本来干什么事，在里面还是干那事，理发的还是理发的，木工还是做木匠，厨子还是做大师傅，大夫还当医生，称为“医犯”（似乎只有医生如此，没有“木犯”、“厨犯”等称号）。临汾监狱医院的大夫全是犯人，有几个是北京转去的，也有干部大夫，不轻易给犯人看病，做些什么，不知道。大夫是犯人，确也有些好，大夫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大夫更能照顾病人的情绪，病人也较少有在干部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了。但是好的条件，是医院离监号更近。北京监号是楼房，生了病要上上下下，不免吃亏。临汾则是平房，监号分若干队，每队一个院子，其中分若干号。医院就是其中的一队即其中的一个院子。也就是其他各院各队各号的或远或近的左邻右舍。每天有一定时间出诊，急诊随时可看，且可叫医犯到号里来看，或同犯用怠盾抬到医院去。
我在老残队，老残队也有不老不残的人参加。否则连饭都没人给打了。老残队有些人也参加点劳动，我参加的是“拣菜”，即在厨房洗菜、削土豆、萝卜之类，但也有相当重的，如刨西葫芦、冬瓜。一个老西葫芦或冬瓜，重几十斤，搬不动，皮有半寸后，刨的工具又极钝，有的就是在小木板上钉一条洋铁片，刨不动。一碰到这种场合，旁边往往有年轻小伙子替我搬，搬来了还刨几下放在旁边，刨过几下的瓜，再刨就省力多了。
有一次，正在刨瓜，一个人蹲在身边看。一回头，就是那说我读文件一念就懂的那人， 他也是北京转去的， 现在做“医犯”。他问：“你刨得动么？”我说：“对付着刨。 ” 他说：“你有病，应该去看病。”我说：“我没有病。”他说：“有病，你自己不知道。星期四一定去看病。”我说：“找你么？”他说：“找谁都行。”到期，我去了，找了个年纪大的，我想他也许经验丰富一些。他看了我的名字，问：“是你么？”诊病后，大声说：“你回号休息，不要劳动。”说完，就把我的名字记入休息三天栏内，并说下星期再来看。下星期一我又找别个医犯看，也叫我休息三天。这样，除了星期日，我都不劳动，一直过了很久。原来医犯有准许病号休息三天的权（还要干部大夫批准，但似乎没有不批准的。）但这是一段附带的话，本意只是想说明在监狱里看病，比在外面方便得多而已。我经常怀念医院，主要就为这。还有，监狱里一般比农村讲卫生。比如临汾，每星期都理发。理发师多，不怕理不过来。用方便，有富裕时间。比如稷山时，凡初进来的犯人几乎都是被子几年未洗，一阵气味，被上和身上都是虱子，进来了才在同犯的督促帮助之下洗澡洗服，焕然一新。
“一个人顶好不要和公安局打交道，一打上交道，就难免常在监狱出出进进。来过一次，难保不来二次三次，以至更多（例如“佛爷”之类）。来就来吧，没有好招待，请吃窝窝头。开店的不怕大肚汉，随便吃！”
这是北京半步桥一个看守说的。看守，名称似乎不好听。犯人都叫他们“队长”或“指导员”之类。但临汾的队长或指导员是正式职务。也有的叫做干事。临汾监狱没有像北京那样的“看守”，监号，队，都是用犯人管，队门也是犯人看，通称之为“值星员”，一个号里一个值星员，负责学习、打饭及一切有关事务。临汾的犯人也好管，帽都是特制的，一望而知是犯人，身上也没有钱，每月发两元“零花”，是一种只在监狱小卖部可用的“狱币”，自家有钱也要换成这种钱才可用。可只给人很少的一点点，多的存在银行里，一句话，不容易逃走，谁都管得住。
说“来了请吃窝窝头”，好像监狱吃得很坏，其实不然，甚至可说大谬不然。北京半步桥，一星期改善两次，有时好像达到隔天一次。吃饭前，如果听见外面有人喊“有回民没有？”就准是改善了。改善，总是每人可分到一碗肉，有的多到二十几块。（至于回民，至少给两个盐蛋，有时四个。）都是好肉（临汾比较差，常吃肉，都是头蹄内脏，似罐头厂剩下的，烹调也差。但临汾也常吃鱼（带鱼），（北京则一回也未吃过））。凡改善，主食也改善，不是白面馒头就是大米饭，不改善也不坏，最多的场合是西红柿甩蛋汤，犯人见了，似有不屑一顾之态。有一阵子关了一些学生。不知哪个号里有十几岁的小姑娘嗲声嗲气地喊：“看守叔叔，跟我把馒头烤一下吧！”爽一段：黑龙江虎林监狱，逢年过节之前，总会有一两个老头之类关进来。他们是附近居民，对于出进监狱之事非常内行，过节之前总有办法（多数是打老婆）犯点事被抓进监狱去。看守见了他们就笑：“又来过节了！”因为过节定有肉吃。过了节，因为犯的事小，也就把他放了。至于梭山看守所的伙食很差，我本不想谈坏的方面，不谈。当我在半步桥吃得满嘴是油时，不免偶然想到：如果全农村，都吃到这种伙食，那将是什么情况。
把监狱说得这么好，似乎比外面还好，不怕有人看了，恨不进监狱，恨未犯法，因之也就是鼓励犯法么？鲁迅说过：北京模范监狱，许多条件，有的条件比外面还强，只有一个条件不好：不自由！一开始我说过，撇开一切方面，专讲我所经历的，我所怀念的它的好的方面。
其实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我来说，最适宜于学习的，是稷山看守所，但伙食很差。对文化落后的人，学习最好的是临汾监狱。医疗条件最方便的，主要是临汾监狱，其次是北京。伙食最好的是北京，其次是临汾。各个监狱，都有这么一两点好，写在一起，说不定有人认为一切监狱，都具备这一切好，这不怪我，这不是我的意思。
再说一点。本与监狱无关，而是从监狱看出的。不是说农村里穷么？不是说中人民能吃苦么？何以见得呢？从监狱最可看出。有些犯人，刚解放就被捕判刑，多半是无期或死缓。判得对否，是法院的事，与监狱无关。且说一判刑，食服用就都归公家供应，而且每月发两块钱零花。我再次到临汾时，知道有人把零花积着不用，寄了几百块钱回家了。刚听，把我吓了一跳，怎会这样多？可不，1月2元，1年24元， 10年240元，24年480元，二十几年，该有多少？难得的是他的家里（不知情况如何）竟需要他每月两元的补助，而他自己二十几年，一分钱也未花！还有把公家发的毛巾、肥皂、牙刷、袜子，积起来趁家里有人来接见时，偷偷交家里人带回去。但往往带不回去。因为这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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