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血样更不必提，只要有人拒绝，周围的人全都效尤，实际情况是，我们所到之处，总是有一大堆人围着，我们的处境很不佳。
此事既可笑又恶劣。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躲在门后窥视的人有，藏身帘后窃听我们谈话的有，倒像是我们在进行非法活动，就像我们是传染性的瘟疫。既然，阿兹基韦和他的家属都像是得病于老父親的葬礼，我们当然急干要弄清楚，所有一切关于葬礼的活动，而且越清楚越好。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这类活动在传播、扩散病毒方面只能有害而无益。目前在到处碰壁的情况下，什么情况都摸不到。对葬礼活动保密如此之严，谁都不露半点口风。还是沃尔有办法，挖出了一点儿端倪，重新点燃了我们即将熄灭的希望。
他说本地死了人，尸体都得送往专用的太平间，冷冻保存。等親朋好友、所有族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能到的都到齐以后，葬礼才得以举行。当着众人面，从太平间把尸体运回。从种种迹象推测，葬礼仪式一定有血液接触的部分，否则怎样解释阿兹基韦这位工程师的感染呢。至于怎样接触，我们就说不上了。沃尔说他听到一种传说，死者的心脏都要摘去。这是真的吗？要真是如此，摘除下来的那些心脏怎样了呢？那些动手处理心脏的人，出了什么事没有？
他们不说话也好，不提供合作也好，事情明摆在那儿，死去的人很多很多，而所有致死的疾病的症状几乎一成不变：嗓子痛、发烧，还有出血。除了拉沙热病毒，或者埃波拉病毒，没有别的病毒导致像这一类的症状。
我们决定分成两组，这样也许较好一些。沃尔纳西迪一组向指定的一方继续打探。由我同来自贝宁大学的一位微生物学专家协作，另成一组。与此同时，乔原已独自在追踪现在还藏得无影无踪的第一病例。
我原想沃尔和纳西迪在外总得有一段时间，不料他们很快就回来了，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意外了。我一眼就可看出他们真的是吓坏了。难道真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吗？
“怎么了？”我问道。“出了什么事？”
他们两人还在焦急地回头张望，就好像还吃不准后面是不是有人继续跟着他们。
“大砍刀，”好不容易纳西边才蹦出了这句话。
“什么？”
“他们拿起大砍刀赶我们，”沃尔总算把事情说明白了。“他们甚至不等我们把来意说清，就下手。”
还需要说什么来意，事到如今，埃克波马还有谁不知道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吗？
我们找到了阿兹基韦的直系親属，即使同他们搭上了话，情况也没有丝毫好转，他们同本地区的其他人一样，没什么好说的。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阿兹基韦的親妹妹瓦莱利（valerie）。按照她的说法，最可疑的第一病例是一个表親。大约十八九岁，最多不过二十出头。大约是去年12月底前后得的病。得病期间，同她的婶，也就是阿兹基韦的媽，和阿兹基韦老家的其他親属都有过接触，很親密。今年年初，1月份和2月份里还有两个表親得病死去。一个是6岁的男孩，还有一个是43岁的婦女。瓦莱利没法说清的是这两个死者生病期间是否同她家其他人有过接触，听瓦莱利说的那些情节，阿兹基韦奔母丧回家后好橡并不知道这些親戚死亡的消息。
我们决定要设法找到这位涉嫌第一个病例的人。很快就发现此事有一定的难度。有人告诉我们说，她痊愈之后被人们唾弃鄙视，说她是贱民、是妖女，因为她给家里带来这么多麻烦。家里有些人甚至打她，逼得她逃离在外。
她现在何处？瓦莱利听说有个好心肠的家中成员收留了她，住在很远很远地方。没人知道那具体地址。
也许是我们侦探电影看多了，也有一股楔而不舍的精神，还多少学了点儿觅迹寻踪的窍门，竟把她的藏身之处找到了。她就躲在附近村子里她的一个叔叔家，不露面。我们就去寻访这位叔叔。人倒是找到了。一问才知道此叔叔不是那叔叔。那姑娘藏在另外一个叔叔家里，在另外一个村子里，也不远。所以，我们这一个奥德赛式的故事还得继续往下发展。
找到了下一个村落。这里村庄都无地址名称，也很少有街名，全凭一路上碰到的人指引，说东是东，说西是西。这次我们找对了那位叔叔，那姑娘却未见。叔叔说，姑娘不住在他家里。可以理解，这是姑娘不愿露面，怕送命，至少这是她叔叔给我们说的原话。这位叔叔已是近70岁的人了，倒像是个有知识的长者，还能说上一点英文，显得有点儿老态龙钟。我们猜想他不是说的实后。我们赖着不走。沃尔比我们谁都有耐心，仔仔细细说明来意，保证只同她谈谈她的病情，必要时抽个血样做实验。
好不容易把老人说服了，有了笑容，请我们进屋。老人家的起居室本来潮濕狭小，人一多显得很挤。老人请大家坐下，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出来。老婦人态度生硬，对我们说，她不允许我们同这位年轻婦女见面，看来没有商量余地。
沃尔还是不愿意罢休，几经曲折，长途跋涉，不能白跑一趟。他不厌其烦地重新把我们此行目的述说一遍，一再强调让姑娘同我们见上一面的重要性。从叔叔的脸色上看，已有回旋的余地。老两口子躲到角落里商量了一会儿。终于妥协。叔叔说，我们可以同姑娘谈一次，但不能抽血。沃尔不愧为外交官出身，同意他们的条件。他认为有点进展总比没有好。
我们又等了几分钟，老人把姑娘领了进来，显得又瘦又苍白。一看就知道她心怀恐惧，不住地打量房间周围，却又不敢同我们正眼对视。我们让她慢慢平静下来，开始询问她的病情。根据她说的症状看，属于轻度拉沙热，所以才能保住性命。她同阿兹基韦老家的親属见过面，至于谁是谁，已记不清了。迟疑了好半天，最后还是把她染病后的遭遇，向我们述说了一番。她能把她家里人殴打她，折磨她的事情和她终于不得不离家逃命的过程讲出来，也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伤痕累累、流血不止的她跑过一个又一个灌木丛林才到达叔叔的家，但她家里有些还不满足于对她的惩罚，仍不想放过这个可怜的姑娘，他们去找了“朱朱“巫师，对姑娘施行魔咒。姑娘整天惶惶然，越来越害怕。成了一个实际的囚犯。她不敢离开屋子一步，也无处可逃。
经过我们同她的一番谈话，看得出她相信我们，不是她家里派来的，也不是“朱朱”巫师的人。此时．沃尔乘机而入，问她是不是可以为实验拉沙热抗体采集她一点儿血样。她勉勉强强地同意了。可是，当沃尔真要把针头[chā]进她的静脉时，她又退缩了，跑出了屋子。我们不得不从头来起，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她请回来，平静下来，让沃尔如愿以偿地抽取了一点儿血样。
血样送回拉各斯实验后，拉沙病毒抗体出现了好几个“十”号。我们所发现的这种类型的抗体是“1gm”，而且表明是相对近期的感染。然而，实验没法告诉我们，她是从哪里受到感染的。这里，啮齿小动物遍地皆是，老百姓甚至普遍地捕而食之。从这一点上看，这种病毒的传播和感染的机会，成千上万。
我们这次调查行动突然中止，其原因，一是当地村民对我们持刀相向，更主要的还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援助问题上变了卦。该机构原来答应提供调查和防治所需的款项和器材。但是从未到位。后来又听说该机构代表，即保证提供资助的本人，改口说不再为拉沙热计划拨款。很明显，在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拨款资助时，拉沙热项目并非排在前列。对美国国务院来说，这可是很不高明。
事情过去了两年，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打报告、提建议、反映情况，要求继续开展研究，我们认为要想搞清拉沙热在南部尼日利亚传播和扩展的深广度的话，这些研究势在必行。我们也要求继续研究啮齿类动物。我们尤其需要弄清楚拉沙热本来被认为是农村传播性疾病，又是如何进入有一百万人口的阿巴这样的城市的。我们也需要弄清楚像葬礼这样的盛大仪式在传播这类疾病中所起的作用。拉沙热通过自然感染途径得以扩散和通过一些具有危险性质的工作和行为，譬如在出殡时出现直接与血液接触的行为，或者医院里多次使用同一针头等等，而得以感染传播是不同的。所以说，只有在弄清楚拉沙热的传播途径以后，我们才有希望加以控制，保护人民的安全。这就是传染病学者的职责所在。在同病毒的斗争中，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同迷信和没心没肺没头脑的官老爷们的斗争中，我们并不顺利。这些当官作者爷的人看来对“他们”的钱都另有打算，要比抢救人命重要得多。
至于沃尔，我们友好弥笃，他现在在津巴布韦的世界卫生组织办事处工作。每年他都会给我们传来同样的信息，“又是拉沙热大流行。拉沙热仍在尼日利亚肆虐。却无人采取应有的行动。”
拉沙热这类流行性疾病似乎已成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像雷阵雨一般，无人大惊小怪。况且尼日利亚祸不单行，每年的黄热病死亡人数少则成百上干，多则成千上万。实际上，防治黄热病的疫苗本世纪40年代中已经可以有效地应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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