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乔出现在拉各斯机场时，由于连续飞了24小时，双眼连看东西都模糊了。拉各斯机场脏乱嘈杂，世无其二。我们旅行了这么多年，跑过许多地方，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飞机场会有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发觉自己被两部分人拦住了：一部分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在拉各斯的同事的代表，另一部分是两个尼日利亚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准，但他们肯定清楚我们的身分，都坚持要我们跟他们走。
他们已给我们买好机票了，他们说我们必须马上跟他们一起飞往埃努古（enugu）不可。
为什么非得去埃努古？这一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了解我们之所以最后能搞到尼日利亚政府正式邀请的原因是，有一名与上层有联系的医生帮了我们的忙，而这位医生的所在处所就是埃努古的阿南市拉州医学院（themedica1schoolofanambrastate），没有他帮助，我们可能永远进不了这个国家。阿兹基韦死亡以后，我们足足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想法赴尼日利亚一行，找出阿兹基韦受感染的场所，一直没有下文。所以对这位替我们打通关节的人，我们显然是感激不尽的。现在弄不清楚的是，我们遇上的这两位，同我们那位友好医生有没有联系。
“再说一句，”两位中的一个说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啊，一下子全明白了。这两位尼日利亚人志在必得的是雷巴抗病毒素。我们不理他们，径直向已经停止转动的行李输送带走去。输送带坏了，正发愁不知怎样才能取得行李，他们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非要我们答应不可。“你们一定跟我们走。”他们坚决说。
还没有等我的回答，他们又重复问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说，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他们非要雷巴抗病毒素不可。听着，要是不愿意马上同他们一起去埃努古，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把雷巴抗病毒素给了他们？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我想我们早该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欢迎我们去尼日利亚的古怪方式。前两天，这种古怪的要求已经出现了好多次。我们陷入了电话包围中：有在美国颇有身分的尼日利亚人打来的，也有尼日利亚朋友的朋友打来的，还有重要人物的尼日利亚朋友打来的，总之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要搞清楚简直不容易。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尼日利亚有人对拉沙热怕得要死。
我们思忖，为什么都在这个时候一起来要呢？
这段时间里，我们同沃尔·托莫里联系不断。他肯定了我们最坏的估计：他接到了一例又一例的拉沙热病例报告。传说死亡率不小。这样我们才知道，尼日利亚爆发了拉沙热，可能还不止一处，就是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虽说我们随身带着雷巴抗病毒素，哪能随便就给了这两位欢迎我们的尼日利亚人呢？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不清楚。这两位到底是谁，我们更不清楚。另一方面，为拉沙热处方这一种葯物尚未经fda（美国食物与葯品管理局）批准。我们所有的权力不过是应用于临床实验。我们决定由我们“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陪同从这两个人身边溜走，应诺说我们明天一定带着雷巴抗病毒素去埃努古。
我们人虽然离开了机场，“雷巴抗病毒素，雷巴抗病毒素，请给我们雷巴抗病毒素”的央求声仍在耳边回响。
在我们正式着手调查疾病爆发的情况之前，先得坐下来同尼日利亚政府的代表讨论一下情况。同政府方面打交通是件难缠和折磨人的事。想谈成一件事，恐怕全世界都难不过这儿。我们从同卫生部打交道开始，绕圈子。基本上是两种情况：我们想找的人不在；好不容易在了，非得先听他的，说我们该这样做那样做，没完没了。好不容易等他讲完了，他会加一句说，对不起，他刚想起，我们该找的人根本不是他，我们得到另外一个部门去找另外一个人，但是别忘了，先得与那人约好。约好真管用吗？约了也不算数，约好的人不一定按时露面。
有时候，我们也会碰上几个保证同我们合作的官员，口气之坚决，态度之张扬，反而使我怀疑他是否可靠。
当然，什么也没兑现。我们等啊等，等不到一个结果。他们的借口和托辞多得是，似乎颇有道理。过不了多久，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么说，那么说，都一样。他们真正要说的是：要钱。
有一位政府官员答应为我们提供一辆车子，并由他们支付现场费用。我们不相信他，后来我再一想，说不定也真有可能。最后我们决定离开拉各斯去内地，自己去看一个究竟。但是，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找一找同阿兹基韦接触过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家属，看看有没有感染上拉沙热病的。我们可以从名叫纳西迪的医生、拉各斯首席病毒学专家的实验室里找到这方面的答案。沃尔也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去找了阿兹基韦的家属打听了一些情况，还采集了若干血样。他把血样带回拉各斯交给了他的好友纳西迪的手里。纳西边原来是个苏联留学生，回国时，不但取得了学位，还带回了一个俄罗斯妻子。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穆斯林，对宗教和生活的态度奉行的是实用主义方针。有强烈的幽默感。他现在所缺乏的是做沃尔所提供的血样试验所需的试剂。一时间动不了手。他得等我们到了他那里以后再说。
我们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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