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训歌；（原注）《礼记·乐记》‘一唱而三叹’郑注云：‘倡，发歌句也，唱与倡同。’诵亦可训歌；（原注）《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郑注云：‘诵，谓歌乐也。’噪有欢呼之训；（原注）《国语》韦注云：‘噪。欢呼也。’呼亦歌之声，（原注）《尚书·大传》云，‘其歌之呼也’郑注云：‘呼出声也。’并与讴谣之义相近。故谣可借讴以称之，（原注）如《左氏宣二年传》载宋城者讴。又可借吟唱诵噪以称之”。（原注）如《晋书·石虎载记》引佛图澄吟，《北齐书·后主纪》载童戏唱，《左氏僖二十八年传》载晋舆人诵，《哀十七年传》载卫侯梦浑良夫噪。这讴、吟、唱、诵、噪、呼几个名字里，吟、噪、呼（《古谣谚》目录中，加一字称为“呼语”）都甚少见，且据《古谣谚》所录的而论，也与我们现在所谓歌谣不合；那些只是个人的歌罢了。
此外南方还有“山歌”，广东也称为“歌仔”（见屈大均《广东新语粤歌条》），普通以指情歌，但据梁绍壬《秋雨庵随笔》四及钟敬文先生《歌谣杂谈》三（见《歌谣周刊》七十一号），其范围颇广，与“歌谣”之称，几乎无甚分别。——广西象县的僮人又有所谓“欢”，是用僮语所唱的山歌；用官话唱的则仍叫做山歌（见《歌谣周刊》五十四号《僮人情歌》）。又有“秧歌”，义是农歌，但所包也甚杂。这两种大抵七言成句，与句法参差的不同。更有甘肃的“话儿”（见《歌谣周刊》八二号袁复礼先生文），直隶新河的“差儿”，“数大嘴儿”，“但掌儿”等俗名（见《歌谣周刊》六十八号，傅振伦先生《歌谣杂说》）。这些是只通行于一定地域的。
中国所谓歌谣的意义，向来极不确定：一是合乐与徒歌不分，二是民间歌谣与个人诗歌不分；而后一层，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关系更大。《诗经》所录，全为乐歌（顾颉刚先生说，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十，十一，十二期），所有的只是第二种混淆。《玉台新咏》与《乐府诗集》则两种混淆都有；这或因《玉台》的编辑者以艳辞为主，《乐府》的编辑者则以“乐府体”为主之故。后来杨慎辑《古今风谣》，杜文澜辑《古谣谚》，那第一种混淆是免了，而杜氏凡例，尤严于合乐、徒歌之辨；但第二种混淆依然存在。我想，“诗以声为用”的时代早已过去，就是乐府，汉以后也渐渐成了古诗之一体——郭茂倩虽想推尊乐府，使它为“《四诗》之续”，但他的努力几乎是徒然的；元明两代虽有少数注意他的书的人，真正地看重它、研究它的，直到近来才有——歌谣与乐府，于是都被吸收到诗里。杨氏、杜氏是以广义的诗为主来辑录歌谣的，自然民间的与个人的就无分别的需要了。但也有两个人，无论他们自己的歌谣观念如何，他们辑录的材料的范围，却能与我们现在所谓歌谣相合的；这就是李调元的《粤风》，和华广生的《白雪遗音》的大部分。这两个人都在杜文澜以前；所以我疑心他们未必有我们的歌谣观念，只是范围偶合罢了。
至于歌谚之别，《古谣谚·凡例》里有一段说明，可供参考。他说：“谣谚二字之本义，各有专属主名。盖谣训徒歌，歌者，咏言之谓，咏言即永言，永言即长言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直言即径言，径言即捷言也。长言生于咏叹，故曲折而纡徐；捷言欲其显明，故平易而捷速；此谣谚所由判也。然二者皆系韵语，体格不甚悬殊，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也。”所以杨慎《古今谚》，谚中杂谣（《古谣谚》一百引《书传正误》），范寅《越谚》也是如此。但大体说来，谚的意义，却比较是确定的。
我们所谓歌谣，是什么意义呢？我们对于歌谣有正确的认识，是在民国七年北京大学开始征集歌谣的时候。这件事有多少“外国的影响”，我不敢说；但我们研究的时候，参考些外国的材料，我想是有益的。我们在十一年前，虽已有了正确的歌谣的认识，但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正确的歌谣的界说。我现在且借用一些外国的东西：
Frank Kidson在《英国民歌论》 里说民歌是一种歌曲（song and melody），生于民间，为民间所用以表现情绪，或（如历史的叙事歌）为抒情的叙述者。……就其曲调而论，它又大抵是传说的，而且正如一切的传说一样，易于传讹或改变。它的起源不能确实知道，关于它的时代，也只能约略知道一个大概。
有人很巧妙地说，谚（proverb）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对于民歌，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界说，便是由一人的力将一件史事，一件传说或一种感情，放在可感觉的形式里表现出来，这些东西本为民众普通所知道或感到的，但少有人能够将它造成定形。我们可以推想，个人的这种制作或是粗糙，或是精炼，但这关系很小，倘若这感情是大家所共感到的，因为通用之后，自能渐就精炼，不然也总多少磨去它的棱角，使它稍为圆润了。（见《自己的园地·歌谣》一文中）
但“民”字的范围如何呢？Kidson说：“这里的‘民’字，指不大受着文雅教育的社会层而言。”（同书十页）
Louise Pound在《诗的起源与叙事歌》 里，也有相似的话：“在文学史家看来，无论哪种歌，只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的，便都是民歌。第一，民众必得喜欢这些歌，必得唱这些歌；——它们必得‘在民众口里活着’——第二，这些歌必得经过多年的口传而能留存。它们必须能不靠印本而存在。”（二○二页）
《古谣谚·凡例》说：“谣谚之兴，其始止发乎语言，未著于文字。其去取界限，总以初作之时，是否著于文字为断。”也是此意。民国七年以来，大家搜集的歌谣，大抵与这些标准相合；虽然也有一部分，有着文人润色的痕迹，不是“自然的歌谣”。
《歌谣》第七号上有沈兼士先生给顾颉刚先生的信，信里说：“民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自然民谣；一种为假作民谣。二者的同点，都是流行乡里间的徒歌；二者的异点，假作民谣的命意属辞，没有自然民谣那么单纯质朴，其调子也渐变而流入弹词小曲的范围去了，例如广东的‘粤讴’，和你所采的苏州的《戏婢》，《十劝郎》诸首皆是。我主张把这两种民谣分作两类，所以示区别，明限制，……”
我觉得弹词自然另是一流，小曲和“粤讴”则当加拣择，未可一概而论。“假作民谣”一名，不大妥当；它会将歌谣的意义变得太狭了。又潘力山先生有“自然民谣”、“技巧民谣”之说（《中国文学研究·从学理上论中国诗》），则系就歌谣的演进而言，与此有别。
“民歌”二字，似乎是英文folk-song或peoples song的译名。这两个名字的涵义，与我们现在所用歌谣之称最相切合；“口唱及合乐的歌”则是中国歌谣二字旧日的解释了。但英国民歌中，有所谓ballad者，实为大宗。ballad的原义，本也指感情的短歌或此种歌的曲调而言；十八世纪以来，才用为“抒情的叙事短歌”的专称（Pound书四十二页）。这种叙事歌，中国歌谣里极少；只有汉乐府及后来的唱本，《白雪遗音·吴歌甲集》里有一些。现在一般人将此字译为“歌谣”；有人译为“风谣”，其实是不妥的；有人译为“歌词”（《海外民歌·译序》），虽然与歌谣分别，但仍嫌泛而不切。有人还有“叙事歌”的名字，说“即韵文的故事”，大约也就指的ballad。ballad原有解作“韵文的故事”的，只是严密地说，尚须加上“抒情的”和“短的”两个条件；所以用了“叙事歌”做它的译名，虽不十二分精确，却也适当的。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