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elaide Witham女士在《英吉利苏格兰民间叙事歌选粹》 的引论里，说Sir Walter Scott的《边地歌吟》 出版的时候，许多人都祝贺他。只有一位诚实的老太太，James Hogg的母亲，却发愁道：“那些歌原是做了唱的，不是做了读的；你现在将好东西弄坏了，再没有人去唱它们了。”这就是说，印了它们，便毁了它们。要知道那位老太太何以这样失望，我们得回到歌谣的起源上去。歌谣起于文字之先，全靠口耳相传，心心相印，一代一代地保存着。它并无定形，可以自由地改变，适应。它是有生命的；它在成长与发展，正和别的有机体一样。那位老太太从这个观点看，自然觉得印了就是死了——但从另一面说，印了可以永久保存，死了其实倒是不死呢。
论到歌谣——叙事歌——起源问题，纠纷甚多。据Witham所引，共有四种学说，她先说她所信的：
一 民众与个人合作说 她说叙事歌起于凡民，乃原始社会生活的一种特征；那时人家里，村人的聚会里，都唱着这种叙事歌。那时的诗人不能写，那时的民众不能读；诗人得唱给他们听，或念给他们听。那时的社会是同质的，大家一切情趣都相同，没有智愚的分野，国王与农夫享受着同样的娱乐；全社会举行公众庆祝时，酣歌狂舞，更是大家所乐为。初民间有此种庆典，乃历史上常例；现在的非洲、南美洲、澳洲，还可见此种歌舞的群众。
今就几种叙事歌中，举一事例——堡中主人不在家，他的妻与子被人杀害的情节。假定有几个报信人来到群众之中，报告这桩悲剧，大家都围拢来。这班听众听得手舞足蹈，时时发出嘈杂的强烈的呼喊；这种舞蹈与呼喊渐渐地，和现在群众的喝采与摇身（Swaying）一样，成为有节奏的。那些说话的也在摇晃着；这一部分是因为群众动作的影响，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强烈的感情自然而然地变成有节奏的声调。他们一件件地叙述，把故事结束住了为止。在他们停下来喘口气或想一想的当儿，群众低声合唱着和歌或叠句。这些歌者天然用着民间流传的简单辞句，所以他们的故事容易记住。民众以后会常常教他们来说这桩故事，他们忍不住要学着说，自己便也常常唱起来了。日子久了，未免有许多改变与增加的地方。故事一天有民众唱着，便一天没有完成；它老是在制造之中，制造的人就是民众。
第二步的发展是巧于增修歌谣的人——也许是初次报信人之一，也许是群众中之一，接受听众特别的赞扬。他们知道了他的才能的时候，一定静听他的叙述，只在唱和曲时，才大家合唱。他的改本，记住的人最多。但他决不能以为这是他自己个人的产物；他与民众都是它的作者，无心的作者，而这首歌谣的历程也并未完毕，却正是起头呢。后来民众渐渐看重单独的歌者。因而有了那可羡可喜的歌工，以歌为业，不但取传统的材料，还能自己即兴成歌，用旧的语句，而情事是随意戏造的。这一步的发展，使我们有许多完成的叙事歌，但那与传统的东西全然各异。
以上所述的全过程里最重要的一点——并非空想——是，民众与歌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作者，而口传相当于我们印刷的书。
此说以为叙事歌的制作是互相依倚的两部分的协力：先是某一时候有一个人作始，后是大家制作。这两部分工作的比例，因每首歌而异。但那“一个人”的特殊位置，必得弄清楚，不可看得过重，也不可看得过轻。
此说与Kidson的界说相同，只Kidson是论民歌，与此有遍举偏举之别罢了。据Witham自注，其说实出于Gummere的《诗的起源》、《民间叙事歌》两书，及Kittredge《英吉利苏格兰民间叙事歌引论》，Kidson书中也说到Gummere，大约是同出一源的。
二 Grimm说 他假定一群民众，为一件有关公益的事，举行典礼，大家在歌舞；这时候，各人一个跟一个，都做一节歌；合起来就是一首歌。大家都尊敬这首歌，没有一个人敢改变它。
Witham说 这是将民众当做作者，说一个社会的全民众在娱乐的聚会里，事前毫未思索，忽然会唱出有条有理的歌来。这是假定一个社会里的各人，有着相等的文才，而忽略了那压不住的“一个人”，比大众智巧的“一个人”。
三 散文先起说 这一派说Grimm所谓民众，并不常跳舞而出口成歌，也并不要求所有故事必用韵语传述。他们爱用散文谈说他们今昔的丰功伟业，有叙有议，有头有尾；有些地方便找他们中善歌的人来插唱一回。自然而然地，这所唱的歌容易记得，便流传下来了。
Witham说这一派偏重个人方面。叙事歌有时突然而起，有时突然中断，以及其他不明的情形，此说可以解释。但在歌的作始这件事上，他们却无视了民众，无视了歌舞的群众那一面。
四 个人创造说 这一派说叙事歌，无论实质方面，形式方面，都是某一歌工（Minstrel）的制作；民众呢，先只听着，后来学着歌工唱。
Witham说这更偏重个人了。她说这是将民间叙事歌的“民间”，当作现在“民间歌谣”（popular songs）的“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