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中国文学研究》）里说：
风谣……于后世文学不同者，即在于后世渐趋于分析的发展，而古初只成为混合的表现。今人研究风谣所由构成的要素不外三事：
（1）语言——辞——韵文方面成为叙事诗，散文方面成为史传；重在描写，演进为纯文学中之小说。
（2）音乐——调——韵文方面成为抒情诗，散文方面成为哲理文；重在反省，演进为纯文学中之诗歌。
（3）动作——容——韵文方面成为剧诗，散文方面成为演讲辞；重在表现，演进为纯文学中之戏曲。
在于原始时代，各种艺术往往混合为一，所以风谣包含这三种要素，为当然的事情，即后世的文学犹且常与音乐舞容发生连带的关系，而与音乐的关系则尤为密切。这因语言与动作之间，以音乐为其枢纽之故。——欲使其语言有节奏，不可不求音乐的辅助；欲使其音声更有力量，不可不借动作以表示：所以诗歌并言，歌舞亦并言。以音乐为语言动作的枢纽，正和以歌为诗与舞的枢纽一样。《左传》襄公十六年谓“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十四，不从杜注“歌诗各从义类”之说，而据《楚辞·九歌·东君》篇“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篇”之语，谓“古者舞与歌必相类，自有一定之义例，故命大夫以必类”。据杜注则可知诗与歌的关系，据俞说则可明歌与舞的关系。这皆是有文字以后的情形，而仍合于无文字以前的状态。
《吕氏春秋·古乐》篇谓“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我们犹可据之以看出无文字以前的风谣，其语言、音乐、动作三种要素混合的关系。
葛天氏的时代虽不可确知，即有无葛天氏其人亦未易断言。张楫《文选·上林赋注》只谓为“三皇时君号”，而未明定其时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虽言葛天氏袭伏羲之号，但他本是造伪史有名的人，亦未可据其言以为典要。所以我们虽疑葛天、伏羲诸称，多出于后人想像的谥号，但就《吕览》此节而言，可信此八阕之歌尚在书契未兴以前，而关于先民风谣的形制，亦可由此窥出；正不必因于不能稽考其文辞，审察其音律，研究其动作，而病为荒唐无稽之谰言。我们即就此八阕的名目而言：——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地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亦觉很合于初民的思想。初民所最诧为神秘而惊骇者，即是对于自然界的敬仰和畏惧；而他们所最希冀的，亦只是一些遂草木、奋五谷的事情。
《毛诗大序》论诗歌之起源，亦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节说明这三种艺术混合的关系更为明晰。以文学为主体而以音乐舞蹈为其附庸；以诗歌为最先发生的艺术，而其他都较为后起。这些意思，都可于言外得之。盖昔人思虑单纯，言辞简质，虽有所感于中而不能细密地抒发于外，所以不得不借助于其他的艺术。后来渐次进步，始渐与舞蹈脱离关系了，更进而后与音乐脱离关系了；迨到描写的技巧更进的时候，即由音乐蜕留的韵律，亦渐次可以破除了。至其依旧借助于舞蹈与音乐的地方亦更逐渐进步，而成为更精密的体制。于是文学上的种种形式体裁与格律遂由以产生，而其源因导始于风谣。
郭先生着眼在诗；他只说古初“先”有韵文，却不说“怎样”有的。我们研究他的引证及解释，我想会得着民众制作说的结论，至少也会得着民众与个人合作说的结论。但他原只是推测，并没有具体的证据；况且他也不是有意地论这问题，自然不能视为定说。
此外钱肇基先生有《俗谜溯原》（《歌谣周刊》九四号）及《俗谜溯原补》（同上九七号），那是要看出俗谜始见于何时何书；但著录的时代显然不能就当作起源的时代的。
古歌，郭先生曾引葛天氏的《八阕》和伊耆氏的《蜡辞》；《八阕》是有目无辞的。此外后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九陈音引《弹歌》云：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
他说，“古者……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之谓也。”《八阕》、《蜡辞》和《弹歌》，都见于秦汉人书，而《弹歌》最晚。关于前两者，郭先生亦已论及。《弹歌》著录虽晚，但刘勰《文心雕龙》却以为是黄帝时的歌谣（《明诗》篇、《章句》篇）。他大概是根据旧史，旧史说黄帝时已有弓矢了。郭先生说此歌“语词简质，当是太古的作品”，但“不能确知其时代”。又说刘氏据有弓矢言，而《吴越春秋》说，“弓生于弹”；弹在弓前，刘说未必可信。白启明先生也以为此歌在黄帝之先，不过到了汉人才记下来罢了（《歌谣纪念增刊》）。
在以上三种里，《蜡辞》或许有歌舞的群众为背景，《八阕》的歌者有三人，也可说与歌舞的群众有关；《弹歌》可就难定。陈音的话不大明白。白启明先生说：“古来作吊时节，……乃是手执弹弓，帮助孝子守其父母的遗尸。”此话若真，这歌或许也是吊者群集时所唱。但有人说这是最古的谜语，那虽仍可说“生于民间”，意味却不同了。
但是苻秦王嘉《拾遗记》载少昊的母亲皇娥与“白帝之子”遇于穷桑沧茫之浦，其唱和的歌云：
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浛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著日旁。当其何所？至穷桑。心知和乐悦未央！
四维八埏眇难极，驱光逐影穷水域。璇宫夜静当轩织，桐峰文梓千寻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畅乐难极。——沧湄海浦来栖息！
此二歌，纯用七言，断非古体，大约是王嘉伪造的。不过辞虽不真，其事或出于相传的神话，而又为男女私情之作，可当“对山歌”起源的影子看。又王充《论衡》（《感虚》篇、《艺增》篇、《自然》篇、《须颂》篇）载尧时五十之民击壤歌云：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
这首歌至多也只是追记的，甚至竟是伪造的。这与上一种原都不能算作歌谣，但却可见出古代传说的另一面，歌起于个人的创造——用旧来的解释，也可说歌谣起于个人的创造了。
我们还有许多歌谣起源的传说，虽是去古已远，却也可供参考。这些传说，大抵是关于某种歌谣或某地歌谣的；以歌谣全体为对象的，却还没有，怕也不能有。
一 荧惑说 陈仁锡《潜确类书》二引张衡云：“荧惑为执法之星，其精为风伯之师，或儿童歌谣嬉戏。”《晋书·天文志》中说得更详细：“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象告。”《东周列国志》说周宣王时有红衣小儿作“ 弧萁服”之谣（《国语·郑语》作童谣，《史记·周本纪》作童谣），为褒姒亡周之兆。所谓红衣小儿书中说就指荧惑；荧惑是火星，所以说是红衣。
二 怨谤说 《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乂。……时则有诗妖。……’‘言之不从’，从，顺也。‘是谓不乂’，乂，治也。……言上号令不顺民心，……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传是伏生《洪范五行传》。
三 《子夜歌》传说 《唐书·乐志》曰：“《子夜歌》者，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宋书·乐志》曰：“晋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豫章侨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乐府诗集》四十四）《唐书》所说，也依据《宋书》。“有女子名子夜”等语，像是历史的叙述；但“鬼歌《子夜》”等语，又像是传说。我疑心子夜或未必有，或是所谓“箭垛式的人物”。《子夜歌》现存四十二首，在《乐府》中，佚掉的也许还有；这些歌所咏不同，不见得是一个人造的。
四 河南传说 尚钺先生给顾颉刚先生的信（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七），说他的家乡河南罗山县有两种歌谣原始的传说。第一种较普遍，第二种是一个混名叫“故事精”的老伙计说的；他说“有些‘编’的意味”，但“也不能证明这是假的”。
其一说老天爷恨世间人太坏，便叫秦始皇下凡来杀人。他杀人的方法，除打仗外，便是兴筑长城。老天爷又助桀为虐地在天上出了十二个日头。这十二个日头轮流着司昼，使天永昼而不夜。这样可以使人都疲乏死。这时一个慈善家的绣楼上一位小姐，动了恻隐之心，便制出许多歌来。人们学了一唱，便忘了疲乏，又作起工来；于是得以不死。
其二也说秦始皇下凡，教人兴筑长城，好让他们劳死。但是好善的老头儿太白金星李长庚知道了，便私走红尘，仍变成一个老头儿，教大家唱歌，使他们忘掉疲劳而免于死。
五 淮南传说 《语丝周刊》十台静农先生《山歌原始之传说》一文，说是从淮南田夫野老的队中搜辑来的。其说有二，但颇相似，许是一种传说的转变吧。
其一说秦始皇筑长城，劳苦而死的人很多——孟姜女的丈夫也死在这一役。但大家迫于威力，都不敢不干。有一天他们正疲乏不堪的时候，有的磕睡，有的叹息，有的手足不能动，深宫里绣楼上两位在刺绣的年轻的公主，忽然看见这些可怜的人们。她们非常感动，并觉得长此下去，他们怕只有疲乏与倦怠，长城将永久修不成；于是作了些山歌来鼓起他们的精神。当时一面作，一面写，都从楼窗飞给他们。从此他们都高兴地唱起来，将所有的疲乏都忘了。
其二说两位大家小姐，在绣楼上看见农夫们在“热日炎炎”底下做活，一个个疲乏、劳顿。她们动了慈悲心，想不出别法，只能作些山歌安慰他们。山歌写在纸上，随风送到农夫们面前。他们于是一面唱，一面工作，从前的疲乏都变成了欢欣了。
六 江南传说 沈安贫先生有《一般关于歌谣的传说》一文（《歌谣周刊》六五号），据他说，这传说是“流行吴县”的。他说：“相传汉时张良，最会编唱调笑讥讽的歌谣，当他离了故乡十多年回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少女在田中耘削棉花，他就对她唱起歌来：
啥人家田，啥人家花？啥人家大囡辣浪削棉花？阿有啥人家大囡搭我张良困一夜，冬穿绫罗夏穿纱。
少女就回答他唱：
张家里个田，张家里个花。张家里个大囡辣里削棉花。我娘搭倷张良困一些，朆看见啥冬穿绫罗夏穿纱！
张良听了此歌，知道所调笑的就是他的女儿，大大的悔惭，从此他不再唱歌。”
江苏海门有《耘青草》歌谣的传说（《歌谣周刊》六六号魏建功先生文）与此大同小异。这传说说“张良是第一个制风筝的。他骑在风筝上，腾到天空中，看见下面有两个女子，……就唱起调情的歌来。”等到张良知道是他自家的女儿在下面时，他“从九霄云里掉下来，就呜呼了。到如今那条系风筝用的线还在南通，是一条铁索。”我想这传说也许比前一个早些，因为还近乎神话。
《西汉演义》第八十一回《张子房吹箫散楚》似乎《史记》中“四面皆楚歌”一语，又似乎与这两种传说有些关系。
七 两粤传说 粤俗好歌，明时已如此（据钟敬文先生引明屈大均《广东新语·粤歌条》）。因此有歌仙刘三妹的传说。钟先生说：“明清人的记载中，颇有涉及之者。在一部分的民众口中，现在还是乐道不衰。”（《民间文艺丛话》九一页）他又说，这个传说的记载，似以《广东新语》为较早（同书同页）。此书第八卷“刘三妹”条云：“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唐中宗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溪峒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语言。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唱和，某种人奉之为式。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傜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百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土人因祀之于阳春锦石岩。岩高三十丈，林木丛蔚，老樟千章，蔽其半，岩，口有石磴，苔花绣蚀，若鸟迹书。一石状如九曲，可容卧一人，黑润有光，三妹之遗迹也。月夕，辄闻笙鹤之声。岁丰熟，则仿佛有人登岩顶而歌。三妹，今称‘歌仙’。凡作歌者，毋论齐民与傜、僮人，山子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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