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录焉。不得携出。暂积遂至数箧。兵后，今荡然矣。”这个传说见于他书的，与此稍有异同。钟先生曾作一表，今照录：
这个传说又与客家人中通行的罗隐做天子故事混合（钟先生说），便成了愚民先生所述的翁源的传说（见《民俗》十三、十四期合刊）。据这个传说，罗隐换了肋骨之后，不但做不成皇帝，便连举人都中不到。他好不懊恼。只闷居家中，做了许多山歌，一本一本地堆满三间大屋。但是念给人家听时谁也觉得不好。他的山歌太正经了，太文雅了，一般人老是不懂。他妹妹劝他说说女人。他答应了，又做了许多吟咏女人的山歌书，仍是一本本存在书房内。
刘三妹是远近知名的才女。她的才学，谁都比不上，吟诗作对，件件都能；唱山歌更是她特别的本领，和人对唱到十日半月，都唱不尽。谁都喜欢她，谁都钦敬她，谁都怕她。她也很自负地说：“有谁和我猜（对唱）山歌，猜得我赢的，我便嫁给他。……”
于是罗隐载了九船所著的山歌书去见刘三妹，他以为一定可以取胜的。到了她的屋前，碰到一个少年姑娘在河唇担水。他上前问道：“小姨，你可知道三妹的屋家在什么地方？”“你找她做甚？”“我想和她猜山歌，把她娶来做老婆。”“请问先生有多少山歌？……”“一共有九船，三船在省城，三船在韶州，三船已撑到河边，……”“那么，你回去吧，你不是三妹的敌手。”“怎解？……”“滚开！”三妹高唱道——
石山刘三妹，路上罗秀才，人人山歌肚中出，哪人山歌船撑来？
唱得罗秀才哑口无语，翻遍船内的山歌书，都对不出来。恼得面红耳赤，将三船的山歌书抛下河里去，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其他在韶州广州的山歌，因为没有焚掉（？），遂流传世上，为人们所歌唱。（以上大部分用愚民先生《山歌原始的传说及其他》原文）
这个传说，江西也有（见《文学周报》三○六期王礼锡先生《江西山歌与倒青山风俗》）。但“罗隐”却换作“一个饱学先生”，“山歌书”却换作“书”，而歌辞也微有不同。王先生说，江西歌谣大概分为二种；山歌“是客籍所独有”。这个传说就是关于山歌的，而男女竞歌正是客族的风俗；那么，这自然也是客族的传说了。
以上一、四、六之二及三都带有神话的意味。二是从政治的观点上看，传说味似最少，但“诗妖”一名，暗示着谶语之意，便当归入这一类里。四、五都说到秦始皇筑长城，又说到始作歌谣的是女子（小姐或公主），又说唱了歌便忘了疲乏；这几点我以为都有来历。秦始皇筑长城一点，大约是因为孟姜女歌曲流行极久极广极多之故。大家提起歌谣，便会联想到孟姜女、长城、秦始皇，所以便说歌谣因筑长城而有了。说始作者是女子，也可以孟姜女故事解释；一面又因女子善歌（如韩娥）且心慈，可以圆成其说。至于“忘疲”一层，则是唱歌者自然的心理，又可说是歌谣的一种很大的效用；以之插入传说，也是自然而然的。四之二里，作始的女子变为“太白金星李长庚”，我疑心与一说有些关系；老人的慈善，或也是一因。六、七均说“对山歌”的起源，与上稍别；其成因可推测者，已分叙在各本条中。三又稍不同，亦已见本条中。
在这几种传说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的趋势，就是，歌谣起于个人的创造。一、二虽没有其他五说说得明白，但无所谓歌舞的群众，甚至连群众的聚会，也没有这一层，是显然的。这与我们从郭先生所说推测的结果恰恰相反。
这个问题与歌谣起源有关，上文已说及。现在从《诗经》看起。《诗经》里第一身叙述及第一身代名词很多，差不多开卷即是——这是就《国风》《小雅》而论；《大雅》与《颂》里，可以说没有歌谣（顾颉刚先生说，见《歌谣》三十九期）。汉魏及南北朝乐府，如“相和歌辞”、“清商曲辞”里，第一身叙述及代名词也不少。近代的小曲，客家谣，粤讴，俍歌，傜歌，僮歌，闽歌，台湾歌谣，也是如此。可是《古谣谚》所录，便不相同。自然，我们可以说，《古谣谚》所据各书，其采录歌谣之意，或因政治关系，或因妖祥关系，所以多是历史的歌谣或占验的歌谣；这些都是客观的，当然没有第一身可见，这是歌谣的支流。《诗经》、《玉台新咏》、《乐府诗集》所录才是歌谣的本流，那是抒情的。但近代的北京歌谣和吴歌，确是抒情的，却也几乎全是第三身的叙述，这又是何故呢？我现在只能说：歌谣原是流行民间的，它不能有个性；第三身、第一身，只是形式上的变换，其不应表现个性是一样——即使本有一些个性，流行之后，也就渐渐消磨掉了。所以可以说，第一身、第三身，都是歌谣随便采用的形式，无甚轻重可言。至于歌谣的起源，我以为是不能依此作准的。
与第一身及个性问题连带着的，便是作者。中国歌谣大部分也无作者，但并非全然如此。《诗经》、《玉台》、《乐府》、《古谣谚》所录，以及粤讴、客家歌谣，有一小部分——虽然是极小一部分——是有作者的。《古谣谚·凡例》中有所谓“出自构造”或“一人独造”的谣，就是这一种；刘复先生所谓“官造民歌”（《歌谣周刊》八十号）也是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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