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带有和盘托出的意思。
这样，不喜欢悲剧的朋友就可以不看了。多少年来，这段往事我之所以没有写，是一直想躲开它的悲剧质，理成别的什么剧。可躲来躲去，怎么也躲不开。时间拖得越久，它的悲剧质就越发结实和固定，让人毫无办法。另外，我也不愿使用剧这个字眼儿，它容易给人以戏剧的期待。人活一辈子，哪有多少戏剧可言！如我和华小英的短暂交往，不过是一段平常的感情经历而已。
那年夏天，一辆卡车冒着大雨，把我们几十个农家子弟拉到黄河南岸的一座煤矿当工人。我们怀着冒险的心理，准备好了到地底下去挖煤。卡车七拐八拐，却把我们拉到煤矿附属的一个小厂停下来。这个厂不采煤，就地采石头，而后用地炉把石头面子烧成泥，打成柱子，供井下支护巷道用。这些活儿都是在地面干，当然比在井下掏洞子安全得多，我们深感幸运。我就是在这个厂认识华小英的。在我们刚进厂时，厂里连一个年轻姑娘都没有，只有几位被我们称为师傅的老女工。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正是一包感情的小伙子，日夜都想着把感情投放出去一些，因找不到方向和对象，我们美好的感情成了最无用的东西。这种乏味的状况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有一年多吧。第二年暑期刚过，我们厂就招进了十多个年华正好的女孩子。她们有的家在省城，有的家住矿区，都是从乡下和农场招回的经过锻炼的知青。华小英是其中的一个。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厂，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女孩子，我们兴奋得有些目不暇接，人人眼里都放出了光彩。别说我们了，就连那些脸上起了褶子的老工人(本来没他们什么事儿)，一见女孩子脚力弹弹地过来，褶子里莫名其妙地就写满了笑容。说实话，一开始我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华小英。我们注意的是那些长相明亮、身材高挑的姑娘。无论从哪方面看，华小英长得都不出众，或者说一点都不起眼。她身材瘦小，身发育好像还不够成熟。她的服都不新，调暗淡无光。惟有脚上穿的一双刷得很白的网球鞋，才稍微显出一点亮。没人听见她大声说笑过，她的表情是抑郁的，似乎还有那么一点自怜。她大概也意识到了自身没有什么优势，一下班就呆在女工宿舍里，很少在厂区走动。华小英最初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她不大理会我们，我们也没理由主动接近她。其实，不为人留意的华小英是一个很有心和心很高的人，在我们还以为她是个不谙人情世故的小姑娘时，她已经暗暗地观察过我们了，并且比较过了。这些内情是在厂里成立宣传队之后我才知道的。
我给厂里写过两篇广播稿，厂里临时把我抽到政工组去了。这时，矿务局来了通知，要开展全局的文艺节目汇演，要求局属各单位都要成立宣传队。厂领导不知听谁说的，我在中学、大队、公社的宣传队都当过宣传队员，干宣传队很有经验，就把成立厂宣传队的任务交给我了。那年我还不满二十岁，却有着一种无来由的自负，当仁不让地把组织宣传队的事承担起来了。那时车间不叫车间，叫民兵连。我与各连的指导员商量，把那些参加工作不久的女知青差不多都集中到宣传队里来了。就华小英的身材来说，不大具备参加宣传队的条件，但听人说她嗓子很好，有着清脆动人的独特音质。我虽然对这种说法心存怀疑，还是把她吸收到宣传队里来了。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难得的快乐时光，我们每天都是唱着和跳着度过的。那些姑娘和小伙儿对排演节目都很热衷，换句话说，他们的积极都很高，用不着我督促。他们排演样板戏片断，也排练小合唱、集舞、对口词和三句半等等，每一个节目都排得很认真。我除了负责宣传队的日常管理工作，还兼着自编节目的编剧。当乐队人手不够时，我还充数拉一拉二胡。每天排练结束，我都对我的那些练得小脸儿通红的可爱的队员们发表简短讲话，有节制地对他们的良好表现表示满意。他们无不报以友好的微笑。用现在的话说，我和队员们的合作是愉快的。
宣传队的排演场地原是厂里的阶级教育展览室，有三间通房，还有一个套间。展览结束了，三间通房变成了我们的歌舞场。而我，就单独住在那个套间里。我们排演时，只要锣鼓家伙和乐器一响，就有不少工人围过来，站在门口或窗口往里看。我们的节目还没正式上演，就给厂里带来了欢乐的气氛。这时有一位叫郭大典的朋友，以开玩笑的口气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把我比成古典名著里一位在女子堆里厮混的人物，说我快成那个人物了。他的话让我吃惊不小。那部名著我是熟悉的，对里面主要的人物关系也比较清楚。那部名著在当时被列为禁书，与书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相类比，都可能成为批判对象，都是危险的。我开始悄悄检点自己的行为，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做的不合适的地方。检点的结果，我问心无愧，十分坦然，对那种说法完全可以一笑了之。我在那段心灵最容易失衡的年龄，每日里和好几个颇具吸引力的漂亮姑娘打交道，能这么好的把握住自己，连我自己都对自己有些佩服。我说到宣传队的好几个姑娘很漂亮，也许有人以为我在进行艺术夸张，怎么说呢，请相信我吧，我半点也没有夸张。我现在仍然认为，不论把那些姑娘放在何时何地，她们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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