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 - 阳台

作者: 林斤澜11,935】字 目 录

是文化主流。”

谬论。要当着人说,我当然得说是反动观点。可我心想:只怕谬是谬在落后吧?时代在天翻地覆,他一死儿抱住陈糠烂芝麻。正经是个榆木疙瘩脑袋,这么斗,那么批,新鲜词儿一句也灌不进去。注意!我还得站稳立场,这么个脑袋瓜正经是个“土围子”,作为造反派,当然要打扫了它。作为个人,我也很想打开这“土围子”看看,究竟神经方面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我拉开腔调,问了个问过多次的问题:

“你那条红线,都有谁们哪?”

“三十年代,鲁迅是主将。”

“还有呢?”

他不作声,我敲敲桌子:

“还有呢?”

他只能不作声,这个我是有把握的。我稳吃稳拿地笑了起来:

“还有呢?”

只要他说出一个人名来,准的,不是特务就是叛徒,要不就是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至不济,也得是个摘帽右派。没有一个能跑得了的,必胜的王牌在我手心里呢,我跺脚厉声叫道:

“还有呢?”

别说是人名,连一本书他也提不出来。不是黑书就是黄书,全是封书、资书、修书。写书的人自己也说,恨不能一把火烧光。这一关他是过不去的,关口上悬着千斤的闸门,电钮在用这儿攥着呢。我正要以全面胜利宣告结束,说了一句警句:

“教授,只有点点点……

[续阳台上一小节]连起来,才是一根线嘛。”

不料这个榆木疙瘩一拨愣,一头马鬃般的黑头发仿佛直立起来,说:

“还有我。”

真是胳肢窝拱出个人脑袋来。我倒措手不及,只有连声说:

“你啊,你啊,还有你啊。”

好家伙,你看那一脸的疙瘩肉,竟咬断铁似地嚷出来:

“我是个外的布尔塞维克!”

我都信不及自己的耳朵了,我都疑心站在对面的是不是疯子了?别说是现住“牛棚”的“黑帮”,就是平常时候,“我是个共产员!”倒还听见说过,有谁见过这么拍脯的:“我是个外的布尔塞维克!”正经闻所未闻。

“失敬失敬,还成了个人物哩!”

那刀缝似的眼睛里,有两点火光:

“在三十年代,给戴过红帽子,给叫过‘红点子’。”

我忍不住放声笑了起来。我真不知道当年戴了红帽子,能是个什么滋味儿。我倒是想本当不笑才是,路线斗争是严峻的。无奈不合身份,不合时宜,不知好歹,不知死活,原是笑料的来源。我忍着笑,用嘲弄的口气重复说:

“红点子!红点子!红点子……”

不错,这三个字确有一种说不清的嘲弄意味,对狂妄自大,愚昧无知,有微妙的嘲弄。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明明是个“土围子”,公然叫嚣“红点子”。

一天晚上,“好几个我”在会议室里贴上标语,不消说,都是生死簿上的语言。北墙上照例拉上横标,横标上少不了得有个帽子,打上叉子。在帽子上费了脑筋。地富吧,人家还出身贫寒。特务叛徒吧,历史上没找着岔口。走资派怎么样?他从不当权,连个员也不是。那么权威呢,也还不那么老大有名的,没劲。右派也不行,凑巧人家没戴过帽子。最后,选定一个带有漫主义彩的:“牛鬼蛇神”。

屋子中间,换上百瓦灯泡,贼亮贼亮。

我在横标下边,照杨子荣那样坐下,象个大写的“壹”字。在风云变幻的时候,原本两个差不多的人,也会显出全不一样来。这一个,是个大写的“壹”字。那一个,许是阿拉伯的“1”字那样一根棍儿,还斜戳着。我坐定之后,吩咐道:

“带上来。”

“另外一个我”走到廊道上,用带栾平的声势,把这“牛鬼蛇神”押上场来。

一进来,就不是味儿。这个栾平怎么星眼朦胧,神思恍惚。标语横标,叉叉和惊叹号,他连看都不看。场上的火葯味儿,全没在意。往那贼亮的百瓦灯泡下边一站,还微微的晃悠。

我心想:“出了怪了!”

我这里摆下杀气腾腾的战场,他那里晃晃悠悠,也不知是诗情方兴,还是画意未艾。

我这里金刚怒目,满把抓着纲上线上的大题目。他那里没精打采,赛似木头桩子橡皮头。

我这里呼风唤雨,只着急手里攥的,左不过那张亮过的旧王牌。他那里垂眉搭眼,死啃着几句煮不烂、烧不化、砸不碎的老文章。

如此这般,几个回合下来。我正经地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要问这怒这恶从何而来,须知“四人帮”乃是金口玉言,上头一哼一哈,往下层层照着哼照着哈。到了我这儿,也不能改成咳嗽。俗话说的好:一块石头腌了一百零八天,它也咸了不是?我也可可的养出来金口玉言的脾胃。由我这儿往下,下边的,得照着我使气支嘴。无奈这么个“红点子”,本身是个革命对象,竟敢“明目张胆”地软硬不吃,“十倍疯狂”地滴不进。瞧瞧那模样,泡头泡脑,晃晃悠悠。单单这晃悠,难道不就是个态度问题?立场问题?现行问题?难道我能够不火冒三丈,眼冒金星?

我一拍桌子,这叫“惊堂”。鼻子里哼一长声,这叫“威武”。大步奔了过去,两手按住“红点子”肩膀,叫他站稳当了。可我一撒手,他又晃了晃,这可恶劲儿,“罄南山之竹”不尽书,我扬起胳臂,顺乎自然,一记响亮的耳光。紧跟着,“四五个我”一拥而上,左右开弓,劈啪有声。眼见那“红点子”的犟脑门牛脖子上,涌现了红点子……

我有生以来,这是头一次打人。小时候淘气也打过架,小家伙们你一拳我一脚,拳绕拳脚绊脚,那叫打架。现是对方不用捆来不用绑,决不会还手,这叫打人。

冷静想想,这样的打人,不容易打出个英雄模样来。可当时,我可是觉得“力拔山兮气盖世”。入画、塑像、上镜头都是现成的。

我本是单位里头散漫的小干部,在官儿面前是个听喝的。我伺候着专家,给教授们跑跑。忽然间,我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那些个人五人六的,颠倒成了革命对象。有点像一个孩子,本守着那一肚子条呀簧呀大小齿轮的玩具,碰都不敢碰。现在摸摸它,没事。拨弄拨弄,不但没事,倒听见叫好。爽拆了它,摘了它,踩了它。稀哩哗啦回头睡大觉,做梦也是心满意足呀。

我向一脸红点子的“红点子”吩咐道:

“把今天的事情,写一个‘认识’。这是给你一个最后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要充分重视。”

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以为我五大三粗,或者挺拔轩昂。其实我是个五短身材,虽说不瘦也不弱,但到还是只好叫做小个子。记得上中学时,一天有迎宾任务,男生一律要穿白衬。我从家里出来忘了换服,到了学校无法可想。女同学们却要穿舞蹈服装,有个大个换下白衬,我抓过来穿上,富富有余。这事救了急,却被同学们笑到毕业。我把腰板伸直,把脖子伸直,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我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里老九成堆,压得我精神上也小不点儿了。谁知现在,我在楼梯、廊道,更不用说院子里了,遇见这些人五人六的,就把眼睛瞪起来,对方就得正确对待把头低下。我可以俯视人家的项背了。对方要是大人物兼大个子,我更加甩着膀子走在廊道中间,眼见他贴着墙壁,侧着身子,尽量缩小积,这都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快乐。

现在我很会运用我的眼睛。本来我的眼睛不老小,只是和鼻子嘴巴靠近了点,成了张“小孩脸”。我的大眼睛的大眼白,透着蛋青。有个女的夸过这种彩,说是幼儿园里常见,使我自在又不自在。有回坐电车,旁边一个女的抓起我的左手,看了看手腕上那只表,随手放下,一声不响。过后我细细回味,心里好像给砍了一刀,这个伤痕可能一辈子也抹不掉了。

现在我瞪起了眼睛,我的蛋青的眼白,一定是变成了铁青,只怕还剑一样闪着寒光。如果没有这么个“红点子”,那就所向披靡了。虽说“月有晴圆缺”,天下的事不能够……

[续阳台上一小节]十全十美。但已经照着上头的模样,听不得下边来的半个不字。

“红点子”没有交“认识”来,他根本一个字也没写。上头指示:如果顽抗到底,“有地方搁他”。我想那是当然的啰。可我不能设想,怎么我拿不下这么个“土围子”来!

我设计了个“攻心战术”,时间选定在深夜,把红点子从睡梦里提溜起来,不等扣齐裳,立马带到会议室。

会议室黑着,只见中间那百瓦灯泡,加了个罩子,把白光集中下照,光圈里放着把椅子,指定给“红点子”坐。我坐在他对面的灯影里。这场面有人许在什么电影里见过,我也没说是我的发明,只说是我设计。

“红点子”坐在那里,只管低着头,垂着眼皮,好像还没有睡醒。我只见一头马鬃似的黑头发,在白光下边闪着金丝。这对“攻心战术”不利,这个态度也不能够容忍。

“抬起头来。”

他抬了抬,照旧低下。

“抬头。”

“不许动。”

“看着我。”

我直视他的朦胧睡眼,我把眼光放柔和了,我的大眼白想必是保持着蛋青,有个女的夸过的那种颜。以后我开始谈话,在谈话中间,我不断提醒这个泡泡脑袋抬起来,叫这双睡眼看着我那蛋青眼白。

我用“绿荫荫”三个字,描写他家的小院子。我又用“绿荫荫”三个字,描写他的书房。那书房的窗户叫树木挡着,屋里书柜、书架、书桌全摞着、摊着、塞著书,其实暗像个地洞。

我用乌烟瘴气形容那些书,“红点子”不动声。我用打扫卫生说明抄走那些书,“红点子”的眼皮弹了一下,复归半睡眠状态。我说到他那位老伴儿了,那位贤妻良母,那个终身奴隶,我描写她包着头巾,手脚哆哆嗦嗦走前走后,我说明她的头发已经长出一寸有余了。“红点子”的刀缝眼里,汪汪闪现光。我说已经告诉居委会,不要再剃她的头。但是——这里有个但是,谁要是一条道走到黑,谁也不能保险不剃二回……“红点子”坐在那里晃悠起来,含着眼泪晃悠晃悠,咬着牙关晃悠晃悠,我命令他不许晃悠,他还只管晃悠晃悠……我不能容忍,我的眼睛成了铁青,我像当头倾泻一桶冰般说起他的小女儿,蜷缩在角落里的躺椅上,跟一只猫一样,弓腰奓毛,眼睛里放绿光……

“红点子”在椅子上晃悠得像是挣扎,就像有条绳子把他绑在椅子背上,挣扎着一下子挣开了,一下子窜了起来,一下子跨出光圈,站到灯影里。随着却又老实下来,两手垂直,低头望住地面,一动不动。

我正要发作,猛然心想:可不说明“攻心战术”有所突破了吗。就把声调舒展开来,说:

“群众是要‘仁至义尽’的。现在的主动权还在你手里,不过时间不多了。其实关键只是你——,只要你把那红线谬论一笔勾销……”

“红点子”作难地说:

“可我这大半辈子怎么活过来的?”

我把脸一沉:“干脆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没有红线,我是沿着什么走过来的呢?”

“群众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三十年代的时候,我还年轻。我打算写一本反法西斯的书,搜集了许多资料,也和当时的斗争有密切关联。可我不知道反完了法西斯,应该怎么办?我的书写不下去。当时白恐怖很厉害,的领导冒着生命危险,到我家里来,和我整整谈了一夜……”

我截断他的话,问道:

“你说的什么领导,是谁?”

他刚要张嘴,立刻闭上,哑然失声。我的王牌又上来了,振振有词地问道:

“是谁啊?”

他的嗓门小了一多半:

“当时地下文化方面的领导。”

“是谁啊?”

他的嗓门堵上了。我可是有十二分的把握,敞开来重复我的:

“是谁啊?”

“我只能根据我所知道的……”他打算绕开去,溜走。

“你就说是谁啊!”

“人家有缺点错误。”他打算息事宁人。

“光是缺点错误的问题?”

“别的,那些,什么……”他口而出,“我实在说不出口来。”

“哥们义气!”

“我们没有私交。”

“这些年你们没有见过面?”

“开大会,人家坐在主席台上……”

“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心有灵犀一点通。”

“也是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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