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桌旁坐下，一小口一小口地把那碗酸梅汤抿进去的时候，售货员告诉我，现如今，远道而来，专为了找“这一口儿”，访这家老店的人，也只有台湾或海外来的同胞了。
这话说得我也有几分惭愧起来，如若不是台湾的一家报纸向我约稿，要我写写北京的酸梅汤，我也不会这么“悲壮”地走一回的。
而我们的酸梅汤，比之现在在中大行其道的可口可乐之类，难道真的差到了哪儿去，以至落到了如此地步？
酸梅汤的做法当然可以说是非常之简单的：到中葯店购得乌梅，以煮之或以开泡之，加上冰糖、桂花，随后放凉，捞出渣滓，将汤釜周围置冰块，冰凉后饮之。北京人家，至今尤有自制者。在老北京住过的人都知道，盛夏溽暑，卖酸梅汤的可称为旧京一景：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随可见卖酸梅汤的摊贩。摊上一根月牙戟，挂着一个写着“冰镇熟酸梅汤”的小牌子，贩者手持一对青铜小碗，不时去敲，发铮铮之声。过往行人，望“梅”已自解渴，闻声已自清凉。一碗酸梅场下肚，暑气全消。据方家金受申先生著书称，酸梅入厥经脉，又可祛暑平肝，可知“古人一饮一馔皆有深意，不似后来只以热需凉解为目标的浮浅理解”。
翻检旧籍，举凡提到酸梅汤者，几乎没有不提信远斋的。
信远斋的酸梅汤之所以远近驰名，据说因为它采用了宫廷秘方，故有“清宫异宝御制乌梅汤”之谓。其所用乌梅，必选粤产；所用冰糖，必用“卷冰”；所用桂花，必用杭州张家。制作时绝不煎熬，而是用开泡之，配料的比例，也全凭经验掌握，天凉时尚甜，天热时尚酸。据当年喝过信远斋酸梅汤的人说，那金黄晶亮的一碗，酸中带甜，且有桂花之异香，煞是可人。店主每每为顾客另准备冰镇白一碗，以备有人要冲淡饮之。
信远斋蜜果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匾额系溥仪的老师，江西翰林朱益藩所书，迄今……
[续北京滋味上一小节]已有200余年历史。信远斋原址在和平门外东琉璃厂路南，今“戴月轩”的斜对过。琉璃厂至今仍是古董字画、古旧书刊荟萃的地方，过去最是文人雅士光顾的场所。“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辄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
我就是根据这一段记载，到琉璃厂去找信远斋的。没有。听我打听信远斋的老人们都笑，他们说：“那是哪年间的事了？早不知搬到哪儿去啦！”
我从一位记者朋友那儿听说，信远斋蜜果店的匾额已由博杰先生重题，搬到了朝阳门外大街营业。
当我风风火火跑到朝阳门外大街的时候，眼前是一片推土机、搅拌机轰鸣的工地，我像一只丧家之犬，东看看，西转转，不知如何是好。
几经周折，我总算在关东店商场的对面，发现了溥杰先生题写的匾额。
相对于琉璃厂而言，关东店实在应该算一个很偏远的地区了，不过，现今的关东店，似乎也渐渐热闹起来。我心中不安的是，信远斋店堂里的凄清。
不久的将来，当关东店更加热闹起来的时候，信远斋不会又臊眉耷眼地搬走，找一个和它那凄清的气氛相称的角落安身立命吧？
一串红灯笼在暮里垂着。
天气挺冷，马路上行人稀少，天气就愈发显得冷。北京的南城，历来是贫寒卑微的所在。即便在北京日日令人刮目相看的今天，这里好像也和那夜夜笙歌的繁华相距甚远。才晚上7点多钟，宾馆、饭店、歌舞厅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南城的天桥却好像遵循着北京人的老习惯，早早地“吹灯睡觉”了。
那串红灯笼，在凄清惨淡的夜中，越发显得耀眼。
红灯笼旁有一个白的广告灯箱，上书：“天桥乐茶园”。
天桥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因旧有石桥，为明清帝王出故宫，到天坛祭天的必经之路而得名。现石桥已不复见，天桥的名称依旧沿用至今。熟悉北京者无人不知，自清末民初起，天桥渐渐发展成了北京的平民游乐场。用民俗学家们的说法，中每一个较大的都市都有一个类似天桥的地方：天津的“三不管”、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徐家汇、开封的相寺……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县城，也都可能有个“小天桥”。旧时的天桥，摊位林立，百戏杂陈，北京的市井小民在一片爆土扬烟中讨生活，也在这一片爆土扬烟中讨欢乐。这爆上扬烟中也造就了中的一大批平民艺术家：说评书的双厚坪、滑稽大王云里飞、说相声的侯宝林、唱评剧的新凤霞……随着时代的更迭，爆土扬烟不复存在，旧天桥的踪迹也很难寻觅了。最典型的事例是，笔者作为一个旧京民俗的爱好者，每每只能到天桥的民居中去寻找“白发宫娥”，听其细说“天宝遗事”。前为台湾《汉声》杂志撰稿，曾专访天桥双簧老艺人“大狗熊”。访谈未及写出让老人过目，便闻老人辞世之噩耗，怆然喟然，可以想见。唯觉欣慰的是，忽闻有热心者有意在天桥辟出一隅，作天桥文化的活的“博物馆”留存。想想自己为了找“信远斋”而琉璃厂而朝外大街而关东店的“悲壮”，越觉殊非易事，将信将疑。那时，这消息如同眼前凄清惨淡中的那串红灯笼一般，似乎很切很迫近，却又有一点迷迷矇矇的辽远。不管怎么说，相信它，总算有了一点慰藉吧。
谁又能想得到，有志者事竟成，那串红灯笼真的挂将起来？
红灯笼下有一个门楼，横额是曹禺先生题的“天桥乐茶园”几个字。走进去，右手是茶园宽且高的外墙，墙上画着一幅一幅旧天桥江湖艺人卖艺的图景：宝三儿在摔跤、“赛活驴”在跑场儿、“小金牙”在拉大片、“飞飞飞”在练杠子……最使我动心的是，那位刚刚过世的“大狗熊”演双簧的场面，也惟妙惟肖地绘于其上。
旧京的茶馆种类很多，大茶馆、书茶馆、清茶馆、野茶馆……不一而足。老舍先生笔下写得活灵活现的《茶馆》，就是八旗子弟、遗老遗少们经常光顾的那种大茶馆。新建的“天桥乐茶园”，完全重现了旧京大茶馆的格局，那场面要比老舍笔下的“老裕泰”可大得多了：茶园子分两层，楼上是包厢，楼下是散座，南端是一个小舞台，台口两侧的楹联是：“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真是活勾画出了当年北京人逛天桥的感觉。进得店来，店家发给每一位客人五枚旧式的铜毫。到包厢里或散座中坐定，身着长袍马褂的主事立刻吩咐茶房给您上茶。您如果进的是包厢，只听一声吆喝，一个白生生的物件就从楼下飞将上来，原来是扔上来了手巾把儿。一楼散座的四周．是卖酱牛肉、艾窝窝、驴打滚、杏仁茶、豌豆黄……各类小吃的摊位，前挎着笸箩的小姑娘，游走于茶座间，卖糖葫芦，卖瓜子香烟，您可以凭那几个铜毫，随意选用。就在这和旧京茶园几无二致的氛围里，小舞台上的表演开始了。节目，意在重现旧天桥的“绝活儿”：串场的是“小金牙”，一边拉着洋片儿，一边把一个个节目给报了出来，其间科打诨，滑稽风趣自不可少。唱八角鼓的、数莲花落的、变戏法的、耍把式的、摔跤的……一个一个出来亮相。说实在的，或许是因为我对天桥多少有点了解，或许是因为旁边陪我的，是一楼的主事刘先生，这位“老天桥”对年轻演员的表演过于挑剔，不断地在我耳边评头论足，总之，坦率地说，表演不敢说十分完美，尚有待于进入佳境，然茶园的气氛已经颇有一点让人流连忘返的味道了。
在北京越来越向现代化大都会靠拢的今天，在旧京平民游乐场的故地天桥，一个看起来很冷清的角落，居然有了这么一座茶园，可以寻找到传统，寻找到历史，寻找到一种和歌厅舞厅迥然不同的感觉，看来，和我一样，为留存北京的古都韵味而“贼心不死”者，大有人在。
真让人感到欣慰。
我不止一次宣传“六必居”酱菜园选菜入缸的“规矩”，一位“老外”听后惊叹道：“上帝！这比我们那儿选美还厉害！”
我说：“对，‘三围’不合格，是不允许进入大酱缸的。”
大家笑得那叫开心。
北京前门外的大栅栏，系百十年来形成的商家云集之地。闻名遐迩的同仁堂葯店、瑞蚨祥绸布庄，都坐落在这条狭窄的、人流涌动的小街上。从大栅栏东口横贯而过的，是粮食店街。从两街交叉路口向南侧拐过去，走十几步便是和同仁堂、瑞蚨祥一样声名远播的六必居酱菜园了。
这是一座古古香的木结构建筑，宽敞的店堂正中，高悬著书有“六必居”三个金光耀眼大字的巨匾。此匾传为明……
[续北京滋味上一小节]代好相严嵩题写，严嵩为相，权倾朝野，士林侧目，后人每不齿之，然严氏书法，端正遒劲，世所公推。由匾可知，六必居大约开业于明嘉靖九年，距今450余年矣。
北京的酱园业素有南酱园和京酱园之分，南酱园口味清淡，以西单路口的天源酱菜园为代表；京酱园口味较浓厚，以六必居历史最为久远。“六必”之得名，其说不一。有人说分创者为六家合，故以“六必居”名之，曾为该店学徒的贺永昌先生撰文称，所谓“六必”，其实不过源自俗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六必居创业之始，是一个除了茶以外其他六样都经营的小店，因此得“六必”之名。后来小店发展成了闻名于世的酱菜园，“六必”的名称就保持下来了。
几百年世事沧桑，六必居当然不可能超然世外，那块巨匾的遭遇，就是这400年老铺辛苦遭遇的象征。1900年庚子之乱，八联军进京，义和团纵火焚烧卖洋货的商家，前门一带，火光冲天，六必居也在劫难逃，幸有伙计张夺标从火中抢出传世巨匾，藏之临汾会馆，使这老店之命脉的象征不至毁之一炬。此后又有日军闻名前来强购，因六必居的伙计机警应答，谎称巨匾已经被老板带走，才得以幸免。1956年“文革”动乱，六必居巨匾又遭红卫兵斧剁，幸而又有人提议保留，以便参加“破四旧”战果展览，这才使之又一次躲过了厄运。“文革”期间，六必居酱园不得不改名为红旗酱菜厂。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周恩来问起北京是否有一个“六必居”，方由有关部门出面，从“破四旧”战果展览会上拿回了老匾，重新油漆，悬之店堂，自此，六必居尘封巨匾始得重见天日。
翻检记载京师生活的书籍，如《都门记略》、《朝市丛载》等等，对六必居之称誉，每有闻见。据我所知，六必居之所以450年盛名不衰，和它选料是大有关系的。其全部原材料来自何地，皆有一定，选料之标准，也十分严格，宁可少做不卖，也不退求其次。东直门的二缨萝卜、安定门外的黄瓜、右安门外郭公庄的香瓜、长辛店的大蒜……因其土品种的特异，被六必居选中。真真类乎选美，唯苏杭二州佳丽始入视野。而入围产品，当然也还要再度登台角逐。譬如黄瓜，一定要条儿顺（身材窈窕乎）、顶花戴刺（面貌佼好乎）者，一斤不可超过四至六条；譬如做小酱萝卜的原料二缨萝卜，也是要求四至六个一斤，过大过小者必淘汰。其精其严，以量“三围”喻之，恐不为过。“蔬菜小”既出，加工工艺更是严格，譬如酱甜瓜的制作，据贺永昌先生述之：老洋瓜要清晨摘下，赶在中午以前送到，货到后组织全店人员用清洗净，按一斤瓜一斤盐的比例放入盐中，浸泡26小时后投入酱料，经两天两夜将瓜捞出，放在太阳下晾一天，中间翻一次，然后放入甜面酱缸，以后每天打耙七八次，每次打十耙……如此精细的工艺，岂有不创出名牌之理？
最有趣的既不是这工艺过程，也不是“老外”们由此而引发的幽默，最有趣的，是他们过了好一会儿向我提出的问题。
“陈先生，六必居现在还是这样吗？”他们问。
我只能坦率地承认，我不知道，因为我只是去买过酱菜，却没有去调查。不过，说实在的，真去调查了，这心里也未必不打鼓。我知道，我们的不少老字号，那“活儿”，的确不如从前那么讲究了。
“经过了那么多次的‘革命’，还会有过去的传统？很难。”一位“老外”这么说。
“你是不是以为我们中人越革命活得越糙啊？”我说，“看来，我是得找个机会去调查一下，好反驳‘帝修反’的‘无耻谰言’……”
“红卫兵，红卫兵！原来‘革命’就在这里！”他们真不愧是“中通”。
面对着这镌刻着“荷花市场”四个字的古古香的牌楼，真有一说不出的滋味儿。
我不止一次从这什刹海畔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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