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民主的抗争 - 一党专政与以党治国

作者: 邹韬奋3,413】字 目 录

行者,德人与法国叛徒欲藉该法规以遏止法国的骚乱。

妥协投降的贝当政府无耻地帮助纳粹逮捕残杀爱国的法国人民,无耻地帮助纳粹镇压法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自己愿做奴隶,还要强迫法国的爱国人民也永沦奴籍。这是法国爱国人民所必然要奋起反抗的。巴黎某周刊于八月廿一日发表一项巨大反维希的“阴谋”,据说他们藉工艺家及财政部高级官员神秘的协会为名,代表一秘密团体,“阴谋”推翻妥协投降的贝当政府。该团体定名“共治”,与无政府主义适形相反(按贝当政府对法国爱国分子除随意戴上红帽子外,并诬为无政府主义者),乃集合宗教、文化、种族、及政治各方人士,组织而成(见合众社八月廿一日维希电讯)。法国近又发生反德行动,军队奉命出发镇压。法国的反德行动,大都发生于各军需品制造厂,尤其在圣伊丁尼地方,该处工人举行抗议示威游行,不但反对代德军制造武器,而且厌恶达兰及憎恨他与德国合作的政策(见路透社本月廿六日里斯本电讯)。法国人民反德示威,暗杀德军官,大批被拘捕数千名所谓共产党,法政府设立特别法庭,德驻军司令则表示如再遇有破坏行动时,将以格杀质人相威胁(见路透社八月廿七日伦敦电讯)。

这种种事实都表示法国爱国的人民及进步分子都在极黑暗极惨酷的环境中努力奋斗,妥协投降的贝当政府不得不用更残酷的手段来压迫镇压,来为他们的主子们献媚,于是随着大作其“一党专政”的迷梦,企图由此可以加强对于法国人民的压迫镇压!

中国在实际上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国家如苏联,也不是资产阶级蛮横专政的国家如德意,更不是妥协投降的维希所能比拟,所以中国不适用苏联式的一党政治,也不适用德意式的一党专政,更不需要贝当所梦想的加强压迫人民以媚敌的“一党专政”。

三民主义的中国,根据国父中山先生的遗教,是采用所谓“以党治国”,但是这四个字最容易引起误解,使有些人一想就想到“一党专政”,大呼其“一个党”!其实中山先生所谓“以党治国”,绝对不是上面所述的任何一种的“一党制”,而是“以党义治国”。这可以用中山先生自己说的话来说明。他在民国十二年十月对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训词里就曾经这样说过:“以党治国这一说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所有的党员都要做官,才算是治国呢?……那种思想便是大错。……好像诸君在家内,要有好菜吃,便要专请一个好厨子。要做好衣穿,便要专请一个好裁缝。要造好屋住,便要专请一个好建筑工程师。这些厨子,裁缝和建筑工程师的任务,在诸君自己家内的人,不能够说都可以做得到。诸君要请厨子,裁缝和建筑工程师,家内的人便不能一定要反对。……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党义治国,诸君要辨别得很清楚。”这可见中山先生所特别注重的是主义的实行,是要全国各方面都来共同努力使主义实行,而不是主张只由“一个党”来包办一切的。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作为明证。中山先生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发表的《北上宣言》,声称“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之政纲,提出于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瞭与赞助。”可见中山先生临终以前还有着要通过国民会议的“赞助”以实行主义的渴望。(《北上宣言》并说明上述政纲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为基本,而应因时势列举救济办法。”)但是依中山先生的主张,这国民会议的组织成分却不是一党包办的,而是由各种团体的代表组织的,其中就包括有各政党的代表。并主张“于会议以前,所有各省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均见《北上宣言》)

“以党治国”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以党义治国”;不是一党包办,而是由全国各党派(当然是抗日的)依民主方式来共同努力,使中国成为三民主义的民主国家。这一点的明确认识,对于中国政治的推进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位国民党籍的参政员(恕我未便宣布姓名)征得蒋委员长的准许,参加高级训练班受训,他亲口告诉我,有一天在小组中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实行三民主义,只是国民党一党干去呢?还是需要全国各党派来共同努力(大意如此)?那位小组组长大不高兴,勉强敷衍了几句,在背后大说他的思想有了毛病,并打听他是谁介绍来的!(是总裁介绍来的!)可见这一点的明确认识,虽依中山先生的遗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实际政治上却有加以检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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